关键词: 转型社会/多元纠纷/解纷方式/西安地区

内容提要: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考试，远远不能弥补法官的缺口”。而另外一个数字则显示，“截至2005年底，西安市法院各类未执结案件共9525件”。这样，必然带来积案居高不下，久审不决，久拖不执，审判质量下降等案件负荷危机带来的司法病症，使法院难以应对过高的公民期待，进而影响到司法解纷的公信力。

其次，行政复议、仲裁等机构在纠纷解决中》在各种解纷方式中，仲裁案件虽然保持持续增长势头，但不容乐观的是这些年仲裁案的受理增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纠纷案件上。据调查， 2006年西安市仲裁委受理的646起仲裁案件中，其中涉及商品房纠纷的达到239起，占到受理案件总数的37% ，位列各类仲裁案件之首。另据西安仲裁委员会、陕西省法学会房地产法研究会、西安市消协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07年度西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报告》显示，相比2006年， 2007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增加了两倍， 占年度总案件数的比例由2006年的37%上升至54. 1%。2007年西安仲裁委员会受理各类仲裁案件885 件，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就多达479 起，占案件总数的五成以上。在商品房纠纷案中，小区配套不足和延期交房是最普遍的纠纷理由。业主投诉的焦点问题就是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房产证，承诺的绿地面积、供暖设施不及时到位或缩水等。这样，仲裁案件的增长实际上就是房地产案件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房地产纠纷中理性自主地愿意选择仲裁这一解纷方式，而是由于西安地区房地产买卖合同几乎都是格式合同，许多购房者一般意识不到更改合同上已经标写的仲裁管辖约定。lOCaLhost从人均办案数来看，西安仲裁委员会拥有仲裁员350余人，人均年办案不足两件， 仅是法院人均年办案数的1 /25。即便如此，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协调司对2006年全国仲裁案件的统计显示，西安市仲裁受理案件数量在全国185个仲裁委员会中仍处于前15位，但与受理案件数排名第一的武汉7000件相比，还有11倍之差。

再次，人民调解组织的民众认同指数不高，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西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也遇到如同行政复议和仲裁一样的尴尬， 2003年人民调解组织受理案件数为27 000 件， 2007 年却下降到了11 785 件(见表5) ，下降率为56. 4%。大部分人民调解员基本上处于“无事可办、无案可调”的状态。据西安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共有179个基层司法所；有3 759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调委会179个，村、居调委会3 419个，企、事业调委会161个) ；有人民调解员16 000 余名。根据2004—2007 年7 月份的工作统计，全市各类调解组织平均每年调解民间纠纷2. 7 万件，成功2. 49 万件，成功率达到92%。”调解解纷与司法解纷相比，数字差距较大， 2007年西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案件数为11 785件，同年法院受理案件数51 707件，是人民调解案件的4. 4倍。2007年法院受理案件数上升至53 793件，而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案件数却下降到了11 785件。西安两级法院约有法官不足1 000人，每年要承办案件5万余件，平均每人年均办案50 多件，而全市拥有人民调解员16 000余名，年平均调解案件仅2. 7万件，每人年均办案约1. 7件，前者是后者人均办案数的29 倍。人民调解员身处矛盾与纠纷的第一线，大多与纠纷当事人同在一个单位、社区或村落，大量的社会矛盾本该在这一环节得到化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纠纷却直接到了法院这一最后屏障。这种状况表明，人民调解组织在民众中的认同指数较低，民间调解解纷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挖掘和利用。

二、解纷方式偏向“大司法制度设计”的病理分析
解纷方式是指争议当事人用以化解和处理纠纷的手段和方法，从维权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称为权利救济方式。法学界一般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私力救济包括无需第三人参与，仅凭借当事人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的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包括调解、仲裁和部分adr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不包括仲裁等准司法解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其特点在于有中立的第三方出面调停，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是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虽然公力救济也需要第三方介入纠纷，但它与社会救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权力作为救济力量具有超越纠纷两造的国家强制性和权威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和合文化”的国度，被称为“东方之花”的调解制度等非诉讼解纷方式也一直被西方人所赞羡。改革开放以后，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一度成为人们争相推崇的解纷方式，这是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国家很企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调委会的建设；政府建立“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对上访案件以类分流，推行信访委托调解，由人民调解组织出面调解，改变行政调解没有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等等。当然，“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健全制度、稳定队伍和物质保障等基础性条件作为支撑，否则，会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设计落入没有制度依据、队伍散兵游勇、办案追求赢利的怪圈。
再次，加紧制定鼓励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采用一种“小司法制度设计”的纠纷解决战略，以适应和谐西安的构建。尽管把法律写到纸上并不意味着规则就起到了实际作用，但是做事之前有一套尽量完备的设计图依然是必要的。正如丹尼斯·劳埃德(dennis lloyd)所说：“法律应该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规则性( regularity)与确定性( certainty) ，在既定范围的法律体系之下，舍此则无法判断所当何为。”制度建设可以让人们共同认可一种体现新解纷理念的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全方位的多元化解纷方式。对此，可以参照厦门市人大的地方立法并加以完善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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