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人们通常认为无论检察院的监督对象及内容如何，其对诉讼程序的介入点乃是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法院裁判的生效意味着纠纷化解的程序终结。检察机关在此时的介入，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将这种已经贴上程序终结之标签的纠纷再次解封。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施事后监督之所以有可能，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监督具有实体性，或者对诉讼过程的程序监督不具有独立性而仅具有实体的依附性。由于化解特定纠纷的程序已然终结，程序的瑕疵已隐含在实体的结果之中，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施监督的关注点，便只能是针对实体性内容，而不可能提出程序监督的充分依据。[3]很显然，之所以将检察院的事后监督的介入点规定为裁判之后，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在观念上是将诉讼活动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独立的单一事件，而裁判结果就是这个事件的终点，在达到这个终点之前，由于事件的处理结果尚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检察院的介入影响到法院独立的审判和裁决，排除检察院参与到诉讼活动中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当看到，诉讼并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体，其由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诉讼活动和诉讼行为构成，而这些具体的诉讼活动和诉讼行为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具有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如果我们不是把检察院的监督对象绝对地限定为对法院最终裁判结果的监督，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检察院对每一个具体的诉讼活动和诉讼行为的监督。而且从逻辑上讲，法院对于每一个具体诉讼行为所作出的回应，都是一个生效的、最终的裁判结果，案件整体终结之后的整体性的裁判结果只是法院裁判结果的一种，而案件最终的整体性裁判结果是建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命令、裁判基础之上的。如果仅仅将检察院的监督界定为对法院整体性的最终裁判结果的监督，那么，检察院在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监督权实质上就具体表现为抗诉权，而且是针对整体裁判结果的抗诉权，这显然与法律监督的内涵不相吻合。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法律性的程序，其运行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对于诉讼程序的法律性评价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裁判结果的评价。无论是独立的裁判结果还是作为结果过程中的程序事件，以及作为独立事件的程序活动和行为，均应当纳入到法律监督的内容之中。因此，构成诉讼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事件、活动和行为，无论是作为达到最终裁判的过程性事件，还是作为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性事件，其本身都属于被监督的对象，而且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被监督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诉中监督并不是仅仅对达到裁判结果的过程事件的监督，而且还包括对诉讼程序过程中的诉讼行为、诉讼活动等独立事件的监督，诉中监督在监督分类上已经超出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话语体系，成了诉讼过程中检察院对于各种诉讼活动和诉讼行为的监督，而在这种诉中监督概念之中，则同样存在着对具体事件所谓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二
从法律监督权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法律监督权是由其具有强大的限制行政权的性质及功能而形成和发展完善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监督制度，则以其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为其主要内容，而监督的范围要广泛而抽象得多，其权力带有司法评断功能。而检察权则是因限制司法权的膨胀而产生的，作为对刑事立案侦控为其主要内容而诞生的检察权制度，以其权力的性质而主要对公民的行为是否合法予以关照，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其权力范围狭窄而具体。[4]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已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性质就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检察机关任何一种执法行为本身都是在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责。这种字面化的理解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世界各国的检察官都在行使以诉权为中心的司法职能，而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行使以诉权为中心的司法权限并不决定于其是否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同样，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权亦与其程序性的其他职能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检察机关可以在行使纯司法职能的同时从法律监督的视角去观察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两者是同一或者包容的关系。事实上，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层面，法律监督权是从司法监察的视角来审视整个司法活动的，而职务犯罪侦查权、诉权等则是基于传统控方固有司法职能的体现。可以说，不仅仅是法院、公安、监狱机关，而且检察机关自身的自侦权和诉权的行使也被纳入司法监察的范围之内。[5]
社会主体因为生活在社会网络体系之中，在不同的关系中，特定主体就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当主体在特定关系中为一定行为时，就需要与他的特定身份相配套，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紊乱。比如一个男人就可能具有丈夫、父亲、儿子、师长、朋友等多元身份，当他面对不同的关系时应当为与该关系相应的行为。同样，虽然多个行为可能是由同一个主体来作出的，但人们也应当根据不同的关系环境来理解一个人的身份行为，一个男人虽然同时可能具备父亲与儿子的双重身份，但其具体行为只能表现为一种，即或作出父亲行为，或作出儿子行为，而不能二者兼备，不能把一个父亲的行为理解成儿子的行为，也不能将一个儿子的行为看作是父亲的行为，否则就会引起混乱。检察院作为一个可以为多种职权行为的特定主体，对其具体行为的理解应当根据其为该行为的特定身份环境来确定，而不能不加区分地统一认定为某一特定的职权行为。因此，当我们从具体的监督方式来分析检察院的诉中监督是否会影响审判独立时，首先应当区分开这些方式和行为的属性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行为。由于检察院的检察行为具有明显的控方诉权倾向的本性，因此，如果我们将那些本属于检察诉权范围内的行为纳入到监督行为之中，那么行为本身的倾向性因为有了监督的外衣，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影响法院的独立、公正审判。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指责诉中监督影响审判独立的依据就来自于许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行为，而支持诉中监督不影响审判独立的观点，亦往往是从那些非监督行为入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目前，学者对于检察院诉中监督方式的主张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参诉，也就是检察院参与到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