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解释学上，价值权衡方法一个最新近的理论运用就是德国学者主张的“多元主义的解释方法论”。这个观点主张“以问题解决取向”的论题学立场，强调在解决行政法解释的问题时，重要的是灵活的在各种解释、论证的理由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需要考虑多种体制与规范的特征来寻求最好的解决规范含义的办法。（1）法律解释需要考虑行政的能动性、行政的效率原则；（2）欧盟法的基本原则与要求；（3）法律解释要提出最好的个案中的利益平衡方案；（4）法律解释需要考虑法治国家当然包含的制度正义；（5）法律解释应当优先考虑最有利于法律规范执行的法律观点等等[26]。通过解释方案的选择与比较，来最好的解决相关问题，维护法律上的正义。
这种立场其实是当代法学方法论中“论点学方法”在公法中的体现。在当代，这种观点演变为，法律解释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还原立法者意志的过程，因此解释的思路不是从“规范”，而是从与规范相关的周遭环境，各种信息出发来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说对这种方法及其背后的权衡思维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最为典型和犀利的批评则属哈贝马斯的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点：
第一，“权衡”造成宪法规范的“规范性力量”的“缩水”（watering down）。宪法规范储存了大量原则，而“基本原则是不可权衡的”，经过权衡，则规范下降为了“政策”、“目标”和各种具体的“价值”[27]，宪法规范就“失去了从规范性的观点看它们具有的严格优先性”[28]；第二、“权衡”的过程无法保障是解释的理性过程，哈贝马斯认为，法官的权衡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理性的步骤和标准，也因此是“专断和没有反思性的”[29]；第三、哈贝马斯从法概念论上提出批评：法律规范一定是一种联系着“权利”、“义务”、“正当”、“不正当”这样的“正确性思维”（correctness），那么“权衡”将使得这种严格的正确思维变得模糊和庸俗，成为一种利益平衡的决疑术。
以上德国理论的发展与笔者主张的“价值权衡方法”有相似性，但也有不同；哈贝马斯的批评值得笔者也反思自己的方法，但也不是完全能够接受，但这种反思能帮助笔者最后更好的阐述 “价值权衡方法”：
第一、价值权衡方法本质上还是一种法官的判断，因为法律解释就是法官行使判断权的过程，再理性、客观与保守的解释方法也免不了法官最后的评价，否则法官就成了法律条文的“自动售货机”，因此哈贝马斯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这里“判断过程”是判断能否可接受的关键，而不是简单的“判断结果”。因此笔者要强调，权衡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商谈、审慎辩论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决疑术”和庸俗的利益比较过程。正当的权衡必须要求当事人充分提供正当化价值的各种信息，法官必须扩充他进行价值判断的“信息基础”，进行各种信息背后法律意义与价值的比较与衡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2大于1”的利益权重。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解决行政争议”和“保护相对人权利”的高度，而应该看作行政法官作为一个国家价值的守护者，不允许出现在个案中的价值被伤害的过程。
第二、“权衡”是价值的权衡，而不是“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价值与利益的根本区别是：利益是直白的诉求，价值则是利益背后的正当化理由与宣称。如果一个人在诉讼中仅仅主张利益，而不能附上更关键的、证明这种利益正当的价值（或法律根据），则法官不能进行权衡，所以，价值权衡方法下的价值权衡之所以不是一种简单的利益衡量，就在于它不是一种直觉与朴素的外部利益比较，而涉及到利益背后的正当性理由的建构，这个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建构一种价值的过程。 所以“价值权衡方法”不是个案中两造“利益的权衡”，也不是法官自身“利弊的权衡”，而是“利益背后价值的权衡”，价值的实现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局部的“解释”而最终汇成“百江归海”的气势，成为一个“行政国”真正的“世道人心”。
第三、“价值权衡方法”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坦承、理性与公开的价值论辩，以求得理性共识的平台，而不是一种庸俗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利益角逐。每一个人（包括法官）在根据一定的价值要求这样解释法律的时候，是有理由的，这种理由是得到各种信息支撑的，并且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虽然“价值权衡方法”比较类似德国“方法论上多元主义”，但又不如它那样直接“以问题处理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思路，而是一种以“价值建构为核心、兼顾问题解决”的价值权衡方法思路，因此它虽然也不可避免带有“先有解释结论、后有解释”的性质，但正如拉德布鲁赫说：“解释本来就是解释结果的结果”、拉伦茨说：“法官解释法律总是先从‘法感角’出发，但‘感觉’不是解释的终点而是解释的起点”，这种事后的论证只要表明这个过程是理性的、公开的、有实质理由支撑的，就仍然是可接受的。因此不会如哈贝马斯说成为法官个人的“专断和非理性”，相反它对于实现价值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当然，衡量方法与价值权衡方法的表述在意义上无实质的区别。在法律解释中，中文学术界更多以价值权衡方法来表述，笔者也遵从此惯例。

[2] 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8页。

[3] 基本文献详参【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8页。

[5] 以卡尔.拉伦茨、尼古拉斯.哈特曼等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为典型，他们祭起“评价法学”的大旗。评价法学与利益法学之最大不同，就是前者认为法律的世界具有客观的价值秩序，而非纯然主观的利益诉求，因此法律解释所寻求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价值秩序，而非其他。新黑格尔伦理学的基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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