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狱政文化/仁道精神/教化精神

内容提要: “仁道”精神与“教化”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且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对待监狱行刑及罪犯改造等方面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也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狱政文化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狱政文化是一个包括监狱管理、罪犯改造、监狱行刑、监管法规、监狱设施及监管理念等在内的文化系统，它包含制度层面、理念层面和物质层面三方面的内容，而以理念层面为其核心，以制度层面与物质层面为其表层。本文从理念层面考察了中国传统狱政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并探索了其与监狱管理、监狱行刑和监管法规等的联系，认为“仁道观”与“教化观”构成了传统狱政文化中道德理念的主流，并且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对待监狱行刑及罪犯改造等方面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也有相通之处。
一、“仁道”精神
《汉书·刑法志》云：“圣王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此为国者之程式也。”意谓明君拨乱反正，推行德教，并以“仁道”(人道)情怀从事政治和司法活动。该篇又云：“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恰者也。”意谓明君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断狱理冤，对轻罪疑罪囚犯尽量释放出狱，否则会伤及“和气”，即危害社会和谐。这体现了作者对狱政文化中仁道价值的追求。lOCalHOst
《隋书·刑法志》所载隋文帝诏书还提出了“仁者之刑”的观念，“仁者之刑”是体现仁道精神的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监狱行刑制度)，其内容如同该书《刑法志》所指应当包括“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明察平恕，号为宽简”以及严格规定行刑的程序和刑具、“诣阙申诉”和“挝登闻鼓”之类的直诉制度等等。隋文帝在开国初期“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勑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奏之。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1]上述符合“仁者之刑”的司法制度均体现了一种仁道观念。
应当指出，仁道观念与西周时期明德慎罚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尚书·立政》有“不可误于庶狱庶慎”之言，明代学者丘浚对此评价道：“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离散人心，感召乖气，亦是狱。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惟是以用狱之际，养得以好生之德，自此发将去，方能尽得君德。……夫狱慎之事，择人以用，而不间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误于己私。”[2]根据丘浚的观点，可知“明德慎罚”是中国传统监狱文化的核心价值，统治者要有“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任用良吏管理狱政，才能“感召和气”，实现监狱内部的和谐，并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郑玄注曰：“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愍作劳，有似于罢。害人，谓其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于背。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3]所谓“以圜土聚教罢民”的意思是将囚犯(罢民)聚集关押于监狱并进行教育改造。所谓“施职事”指让囚犯进行劳作，类似于现在的“劳动改造”。所谓“明刑”，郑玄注曰：“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其背。”“不齿三年”，郑玄注曰：“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指囚犯出狱后三年内不得按年龄大小与乡民排列尊卑位次。这就是周代的监狱制度，其核心是“聚教罢民”，即对罪囚进行改造，促使罪囚悔过自新，并最终重返社会。这种监狱制度反映了一种仁道观念。
《周礼·秋官·大司寇》还记载了一种“立肺石”制度：“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这类似于后世的“直诉”(直接起诉、上诉、上访等)。肺石即赤石。“达”是通的意思，使穷民冤词能通达于上。所谓“惸独”，郑注谓“无兄弟曰惸，无子孙曰独”。句意：用肺石使穷困之人(冤狱受害者)的冤辞上达朝廷，凡是孤独老幼之民想向朝廷申诉冤屈，而其长官不予转达的，就可到肺石上站立三天，然后由朝廷官员———朝士予以接见，听其诉说冤屈，并报告朝廷，处罚渎职官员。这一制度后来演变为封建社会著名的“直诉”制度，它与现在的上访制度近似，但比上访制度的内容更丰富且更有成效。该制度鼓励有冤屈者越级上访申诉，对纠正冤假错案和抑制司法腐败均有积极作用，其背后的司法理念也是一种“仁道”理念。
中国封建时代的直诉制度在魏晋时期得以确立，唐代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状态，其主要形式是：(1)登闻鼓。唐代在都城长安城门外置登闻鼓，人们可击鼓喊冤。宋代设立登闻鼓院，负责受理击鼓申诉的案件。(2)上书。即向朝廷上书申诉冤屈。唐代武则天当政时，设铜匣(匦)四只于朝堂，专门收集申诉书。(3)邀车驾。即当皇帝出巡路过时，允许伏路喊冤，当面向皇帝申诉。(4)立肺石。站在朝廷所立的肺石上喊冤。这一制度使那些受冤狱牵连的人因为中央司法权的干预而有可能被平反昭雪，因此是一种善制，体现了一定的人道精神。
关于古代的监狱行刑制度，如肉刑，早在汉文帝刑制改革时就已经废除，但东汉时有一种论调主张恢复肉刑。孔融对此提出异议，他上书皇帝，认为肉刑一施，“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适足绝人还为善耳。……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4]明代学者丘浚对此评价说：“自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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