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唐代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录囚之举。宋代录囚活动也很多。至明代，录囚制度演变为会审制度。据《明史·刑法志》记载：“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永乐七年，令大理司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在外恤刑会审之制，定于成化时。……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上述引文中有所谓“合至公，重民命”、“好生之心，惟刑是恤”等等，反映了录囚或会审制度中所蕴藏的仁道观念。
《新唐书·刑法志》记载了一些对监狱囚犯的日常生活进行管理的规定，如“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扭校粮饷。治不如法者”等等。这些规定对囚犯的日常饮食及身体健康等给予关注，显然是基于“仁道”理念而制定的，无怪乎丘浚用“此唐人恤狱之仁”[14]一语作评价。
有学者对唐律中“慎重对待囚犯的思想”予以揭示：“唐律甚至主张对囚犯也采取慎重态度，并把它作为慎重用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允许囚犯服辩。唐律规定判决后，允许囚犯服辩，即在囚犯家属在场的情况下，让囚犯表明对判决的态度，如不服，司法官还须重审。……第二，给囚犯必要的衣食、医药。”[15]上述论断系根据《唐律疏议》中如下规定而发，一是《断狱律》“狱结竟不取囚服辩及有不服不听自理”条：“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意思是说：“凡刑案审结完毕，徒刑以上，都招来囚犯及其家属，详细告知罪名与刑罚，都要录取服罪或辩驳的文书。如不服所判的，准许其自作理诉，重新作周详审查。违犯的，处笞刑五十；属死刑案件的，处杖刑一百。”[16]二是《断狱律》“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减窃衣食”条：“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鏁、杻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减窃囚食，笞五十；以故致死者，绞。”意谓：“凡囚犯应为领取供给的衣服、口粮、医疗药物而不为领取供给，以及应允许家人入内探视而不允许，应卸去项枷、锁链、手铐而不脱卸的，处杖打六十；因此致囚犯死亡的，处徒刑一年。如克扣窃取囚犯粮食，处笞打五十；因此致囚犯死亡的，处绞刑。”[17]由此可见，上述规定确实体现了一种“慎重对待囚犯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也反映了一种“仁道”精神。
《尚书·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陈栎注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丘浚说：“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18]应该说，以上言论点明了狱政管理的要旨———“敬慎”与“仁爱”，狱政管理者只有具备“仁爱”的品质和“敬慎”的态度，才能使服刑者得到人道的对待，监狱的和谐局面才有可能出现。上述言论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狱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道”，仁道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映了一种朴素的人道情怀。

二、“教化”精神
根据儒家的观点，教化(包含“感化”)是监狱行刑的基本功能之一。儒家认为，监狱所执行之刑罚是一种“教育刑”，强调对囚犯的道德教化。关于“教育刑”，有学者认为，儒家刑罚思想是“教育刑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矛盾与统一”，并说道：“强调刑罚的教育功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但儒家的教育刑思想不是从刑罚本身的功能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的控制体系而言的，即刑罚只能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19]但实际上，儒家的教育刑理论也从刑罚本身的功能来立论，主张通过一种合乎“仁道”的刑罚执行制度和刑罚适用原则来发挥刑罚本身的教育功能。
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认为，《周礼》中存在着“教育刑”的理念与制度。他指出：“《周礼·秋官·司圜》中记载的监狱制度，对于那些造成社会危害的应列入‘五刑’的恶人，不仅囚于圜土，而且要拘役劳役，以教化迁善。在这种场合下，教育是目的，因此规定‘不亏体’、‘不亏财’，即既不施肉刑也不处罚金，将劳役作为改造罪犯心志，使之弃恶从善的理想刑。”又说：“就一般说来，儒家都认为刑罚具有很大的教化意义。”[20]以上所说有一定道理。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周礼》所谓“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乃“感化主义的刑罚”，并指出：“刑罚以助成伦理的义务之实践为目的。其动机在教化，此实法律观念之一大进步也。”[21]这一论点发人深思。
《周礼·地官·司救》云：“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罚而归于圜土。”意思是：司救之官负责管理邪恶、过失之民，对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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