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适当生活水准权/弱势群体/廉租房/底层社会
内容提要: 企业改制与转制、人员下岗分流。在这场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中，精密化、知识化、规范化、科层化等要素凸现出来。由于受时代因素的影响，这些下岗分流人员再也难以适应精密化、知识化、规范化以及科层化的基本要求。“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不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不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32]这就在事实上造成这部分人群贫困[33]此外，由于中国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经验不足，以致过分信任市场，将一些不该推向市场的要素也推向了市场，如在搞下岗分流时很多单位都主张“一刀切”、“一次性买断”，因此，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从1998年的11 203万人、7 961万人增加到2007年底的20 107万人和11 645万人，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缩小了，即其中一部分人失去了社会保障，而失去社会保障的人主要是失业下岗职工和“灵活就业者”。[34]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住房权保障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提供的一份名为《中国房价收入比研究：房价有所回落，一线城市依然偏高》的研究报告显示，1997-2003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保持一种较平稳的运行态势，在6.15左右；2003-2007年，随着房价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房价收入比明显上升，2007年达到7.44的历史最高水平，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LOCALhOST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状况则更加严重：北京市由9.55上升到13.09；上海市由6.7上升到11.25；广州市由6.49上升到12.09；深圳市由5.85上升到13.15；厦门市由5.41上升到13.22；重庆市由3.07上升到5.15；天津市由4.41上升到9.34。[35]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意味着中国的房价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房价与居民收入的涨幅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居民始终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绝大多数居民都无力支付购房价款。

三、企业的下岗职工。“多年来一直享受的包括‘铁饭碗’在内的‘优越性’都消失了，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他们很容易感受到作为‘领导阶级’地位的动摇、‘主人翁’内涵的虚幻。”[42]他们在内心容易产生一种“怀旧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期望和消费欲望很低，极易满足，安于现状”。[43]这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实际上是弱势群体对自身弱势地位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和采取的具体行动。其实，类似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英国的《史宾翰连法案》规定：“只要一个人的工资低于补贴的标准时，即使他有工作，也可以得到救济”。[44]这项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了保障穷人的作用。可是，“就长远而言，其后果是可怕的。虽然要将一个人的自尊降低到宁愿接受贫民救济而不要工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由公款辅助的工资却必然变成一个无底洞，而迫使他依靠补贴标准的补助。乡间的人们逐渐变为贫民；谚语说‘一旦靠救济，就要永远靠救济’是真实的说法”。[45]中国的廉租房建设采取的是集中改造和集中兴建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困难的人住在了一起。由于他们无法了解其他阶层的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缺乏一个必要的参照。
此外，从日常生活看，他们的同质性较高，认识率也较高，加上再就业的机会不多，闲聊、下象棋是年纪稍大的人的主要活动，而年轻人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睡觉、看电视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虽然他们也流露出对当下社会的一些不满，但这些年轻人往往选取那些住不上廉租房的城里人、农民工等作为比较的对象。他们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能够获得这样的居住环境也就满足了。
（三）适当生活水准权制度与社会的“他者”态度
前已叙及，中国的廉租房制度采取的是一种慈善性福利模式而不是权利性福利模式。在慈善性福利模式下，“福利是作为失败者的救济和慈善施予穷人的，一旦人接受了福利救济，他就被标签化为‘无能者’，被主流社会鄙视为‘不正常的人’而加以排斥；而接受福利救济，对个人来说，也就意味着一种耻辱或烙印（stigma），一种以牺牲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为代价的生活保障”。[46]这种将廉租房制度视为慈善性福利的实质是将社会弱势群体当作生活中的一个“他者”来看待。它是从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看待社会弱者，而没有也不愿意从社会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弱者地位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弱者。
从中国确定廉租房制度权利主体的过程看，一方面它将“区别‘值得救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就成为社会福利的道德判断原则。在这种资格审查下，慈善救济给受助者打上了强烈的社会‘烙印’（stigma），这就是要得到救助，受助者必须证明自己品行端正，符合救济的道德标准。于是，穷人受救助的过程就变成了遭受人格羞辱和道德贬损的过程。这样，救助变成了道德歧视，福利与其慈善的宗旨发生了背离”。[47]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既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福利方面的调查权时行政相对人应当享有的一系列具体权利，因此，行政机关在进行福利行政时往往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弱势群体在申请廉租房的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调查人员侵犯其隐私权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中国福利调查人员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查询有关其收入的来源和状况，会查询单身人士会否隐瞒伴侣关系，有没有能力供养申请人家庭成员，以及失业者为何拒绝不合理工资的工作等。这都可能使有些家庭或个人置隐私于被侵扰的境况之中。于是，他们宁可忍受贫寒生活的煎熬，也不愿意向政府和社会求助，自动放弃受助的权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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