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容隐”是法律，“子孙违反教令”也是法律，为什么清末法律改革，子孙违反教令争议很大？如果父亲教令和母亲教令不一样，怎么办？当时包办婚姻，父亲定了这个，母亲定了那个，这是不是都是教令？父母同意了这个，爷爷不同意，怎么办？一思考具体制度，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一定要通达古今的变化。这些制度可都是维持了几千年的，要思考古今是怎么变的。第二，要“明中西之异”。何老师本来是搞外法的，现在他也搞了不少中法。实质上光搞外法不行的，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我对北大搞外法的人说，不能光搞外法，光搞外法很空的。外法这么大一个范围，而中国一个朝代就有多少材料，外法搞这么大范围，那么多国家，没办法做到“地熟”，资料怎么看得过来？真正要搞外法的话，比如说英国，住它个七八年，可能能搞出点名堂。不然，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中国近代把传统的法一下子反过来接受西方，但又不是完全接受西方，传统还是受影响的。同一个概念，中国和西方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要搞明白中国和西方的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传进来的一些即使很基本的概念，像民主啊，民权啊，人权啊，由于观念不一样，翻译过来会有差异在里面。我也不明白很多差异，只是说一下这一点。第三，要“究当世之法”。这十五个字，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但我觉得，我们法史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那您认为，法史学科，中外的差距在哪里？
李：中国的法律史，国内肯定比外国的汉学家深入得多。日本是研究问题最深入的，但是它没有中国人这么实实在在的接触，肯定是不如中国的。有一些甚至我觉得简直就是胡扯蛋。整个中国的法史水平，肯定还是得靠中国学者来支撑。
记：您认为在中法史领域，还有哪些新的开拓领域？
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步步来，含糊不得。这几年我讲了两个课题，一个是谋反大逆与反革命罪。这个课题得讲好几个小时才行。既有古今问题，也有中西问题。还有一个课题是法制问题。从贵族法制到民主法制。这一百年来讨论法制问题讨论了无数次，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法制到底是怎么回事。礼制实际上就是法制，是贵族内部的规范性制度。可以把礼看成法，是贵族之法。春秋战国以后，废分封，立郡县，分封制贵族不存在了，而产生了官僚贵族制度。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瞿同祖所谓的“法律儒家化”，我是有一点看法的。不是“法律儒家化”，更合适的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实际上还是法家思想主导。古代法律首先是规范官僚的。那么大的官僚体系，不用法去规范，皇帝是没法管理的。《韩非子》很大篇幅是讲怎么规范官僚的。“明主治吏不治民”，法主要是规范官的。如果官吏行为不合法，怎么样处置？不信翻翻唐律，有多少条文是规范官吏的？这些都是法家的，哪些是儒家的？按照儒家，孟子说民贵君轻，能这样吗？所以我认为，古代法是官僚法制、专制法制。到了近代，往民主法制演变。清朝推翻以后，我们没有变成民主法制。这个问题，我得讲二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具体的还有很多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干名犯义”，自古至今有多少变化？你说现在有没有干名犯义？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短信批评一个书记要来抓你？依据什么法律？现在教科书里就讲一个干名犯义，下面没了。但是要找具体案例的话，那可就复杂了。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
记：您在法史学界多年，那么您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李：我不太赞同先有观点再有方法。我觉得一切问题，结论只能在材料之后。资料要整合，这是很吃工夫的。然后才是思辨。如果资料整合不好，思辨就是空谈。一篇好文章，大致就是这两方面。资料整合得好，一看就知道，文章有条理。当年傅斯年说过，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题目很小，深入做下去，做出来的结论却可能很大。所以这几年，我的几个博士的论文都是“小题大做”。不过这样做起来，比较苦。第一，必须把相关的东西都找到；第二，思考起来比较难，对学术品格要求比较高。

“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做不出东西的。”

记：现在有人认为，中青年学者存在浮躁情绪，您怎么认为呢？
李：浮躁这个事情，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纳入了经济因素，恐怕就更糟糕一点。现在不断的剽窃、找枪手，就是浮躁情绪。又要出名又不想努力，只好做这种事了。整个学术界都有这种事。
记：那么对于中青年学者，您认为是多发表成果好还是少发表成果好？
李：这个没有必要强求，有能力多发就多发，没有能力就少发。顺其自然。没有能力，硬要发表，那很没意思。现在制度也很糟糕，强求发表多少多少。写不出的话就不要勉强写。
记：您认为良好的学术环境，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李：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是做不出东西的。北大的风格就讲究自由、独立。什么问题都受限制的话，是思考不下去的。西方人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毕竟是学术，即使对政权有批评，那也是言论自由。他没有武装反抗，只是提出不同意见而已。我觉得独立自由是学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喜欢参与集体项目。集体项目总是要受一些限制。
记：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吗？
李：比1978年当然要深入得多。如果说比1978年还要落后，这不是事实。和1978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法学的发展，是不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可能还是一个问号。我只能说恐怕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炒作的多。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前景还是可以的。因为已经不存在禁锢时代了。
记：对法科学生的阅读书目、阅读方向，您能提一些意见吗？
李：我主张，不要只读法律的书。因为法律是规范社会的。社会实在太宽广了。只看法律条文，其他很少看，是不够的。而且从知识的角度看，最好是万流归一。很单纯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很好。单看几本书，我觉得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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