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原告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的关键因素。而在大陆法系，“侵害人能否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被害人造成精神创伤”这项因素，则被纳入判定“行为人是否存有过错”问题时予以考虑：即行为人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预见并防止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可被预见的损害。而我国法律沿袭了大陆法系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同样可在过错问题中考虑这项因素。笔者认为，“可合理预见性”是判定精神创伤可赔偿性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标准，我国法律宜将其同等地适用于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
就“可预见性”的涵义，需要从三个角度加以理解。第一，“特定的受害人”是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特定受害人的权益构成侵害的人。受害人若处于可预见危害的范围之外，那么对他所产生的伤害则被认为“不具有可预见性”。第二，“精神创伤”这项损害类型亦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受害人遭受“精神创伤”。若仅能预见受害人的身体伤害、而非精神创伤，那么不宜视为具有可预见性。[85]第三，“精神创伤的发生”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受害人遭受精神创伤。一般而言，法律将推定受害人具备正常的心理承受能力（ordinary fortitude）；换句话说，特定受害人超过或者低于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事实，并不影响可预见性的判定。其主要理由是，不宜不合理地加重行为人于社会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和负担。例如，在小丽诉公交公司案[86]中，乘坐公共汽车的原告因司机在行驶途中紧急刹车而受惊、并引发精神分裂症。根据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小丽遭受惊吓是其发病的诱发因素之一；法院即据此判决公交公司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然而笔者认为，该法院未能仔细考虑精神创伤的可预见性问题，即被告能否预见“司机的紧急刹车可能导致一个具备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乘客遭受精神创伤”。如果有医学证据显示，就具备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乘客而言，紧急刹车并不构成诱发精神伤害的因素，且于本案中否定可预见性亦符合法律风险的合理分配，那么法院宜认可被告所提出的“行为人并无过错”之抗辩。
就“可合理预见性”的判定方法，无论大陆法系、抑或普通法系均采取了法律拟制这项技术，所不同的仅仅是表述的差异：前者使用的是“善良管理人”；而后者使用的是“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系一项客观标准；[87]法律通过拟制“善良管理人”这一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的形象、考察该形象若与行为人处于“相同情境”时可能达到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从本质上看，两大法系所适用的可预见性之判定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在实务中判定可预见性时可能发生的争议，多数都与如何理解“相同情境”（the same circumstances）有关。换句话说，“个案中的哪些因素构成所谓的相同情境”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可预见性的判定结果。当然，本文无法概括或罗列精神创伤案件中的种种情境因素，[88]这只能留待法院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予以考虑和判定。
3．第二顺位受害人案型的特定限制因素
绝大多数法域在处理精神创伤案件时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其基本的政策考虑是：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型应设置规范性的控制机制，以达到限制“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数量”之目的。我国法律是否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法律政策，亦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通过比较法的考察可知，普通法系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基本标准是：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面临身体伤害的可能；如果是，则是第一顺位受害人；如果否，则为第二顺位受害人。这种明确或暗示地将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做法，至少反映了法院的两项成见：第一，精神伤害的诊断极具不确定性；第二，精神伤害是因担忧发生身体伤害所导致。在法院看来，只有那些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精神伤害才具有确定性、真实性，因而具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法域对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适用比较宽松的规则；而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则设置了种种限制。然而医学上，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并不必然存在关联，实务中也发生诸多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精神创伤案件。所以，普通法系的这种通过“与身体伤害关联性”来限制精神创伤案件数量的思维模式，值得商榷。
其实，在某些案例中，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区分边界并不清晰，亦不合理。例如，英国法将那些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并允许其获得赔偿；却将那些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目睹与自己有着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遭受严重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并以其未能身处现场为由拒绝其赔偿请求，[89]有失公平。另外，在处理“救援者案件”时，英国法的态度曾发生转变：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视救援者为第一顺位受害人；而在1999年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将其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法院的态度之所以急剧转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审理结果的不公平性：即允许救援者获得赔偿，却拒绝那些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近的近亲属之精神创伤赔偿请求。由此可见，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技术性区分往往受制于法律政策的考量，存在很大的人为性。
笔者认为，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我国法律宜统一适用“可合理预见性规则”，只是在这两种案型中适用该规则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就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是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所涉及的受害人范围相对有限，可预见性的判定会相对容易。就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是通过第一顺位受害人作为媒介而遭受精神创伤，且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之范围比较大（例如，旁观者案型）；因此，从合理控制进人法院的案件数量、合理平衡行为人的法律风险和负担的角度考虑，我国法律需要对“如何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中适用可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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