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监狱所代表的刑罚方式的独特理解却为解释上述的三重悖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在他看来，上述悖论的症结不在于监狱行刑方式，而在于人道主义刑罚哲学未能（甚至是未敢）揭示出监狱所代表的刑罚方式之根本目的，而监狱的行刑实践恰恰将这种目的表露无遗，那就是：监狱及现代自由刑的根本目在于创造“驯顺的肉体”，而远非人道主义者所表达的“恢复权利人主体资格”。
从表面上看，刑罚史经历了一个“从炫耀的酷刑到沉闷的规训”的发展过程。最终，监狱所代表的规训方式不可思议的取代了之前所有的刑罚方式而成为了现代刑罚的主导形式。监狱行刑方式虽自确立之时起即饱受争议，但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多方抨击与诟病、不绝于耳的改革呼声和改良尝试，监狱行刑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福柯看来，正是其“规训”本质，使得监狱监禁这一看似并不成功的刑罚方式，恰恰成为了最能满足统治者需要的行刑方式。因而它能够取代酷刑和“惩罚剧场”而成为现代社会执行刑罚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狱是最成功的刑罚实施场所：权力者希望能够通过监狱实现对犯罪人的规训，进而通过监狱规训的产物——“过失犯”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训”控制；而监狱的各项行刑实践非常完美的达成了权力者期待其达成的目标。至此，福柯揭示出：所谓“监狱行刑悖论”其实有着非常顺畅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只不过在福柯看来，是权力者（规训者）不肯或不敢承认监狱的规训目的而已。监狱行刑目的与效果间“悖论”式的表象，充其量只是规训者希望达成并借以掩盖其真实的规训目的“障眼法”。

三、现代监狱功能之重构——“规训”话语下“监狱行刑悖论”的三重展开

在福柯看来，监狱的“成功”实际上是“规训”的胜利。监狱是最彻底的规训体系，权力通过刑罚控制犯罪人的身体进而形塑其思想。监狱是权力的表达者，是彻底的规训者，也是社会控制的枢纽。监狱无论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还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都是“规训权力”的象征：
（一）微观意义上，监狱是规训机制的最典型代表机构，也是“监狱行刑悖论”的策源地和直接操作领域
“规训（discipline）”是福柯创用的一个新术语，在英文里，“discipline”这个词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训诫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该词在福柯理论中用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训即规范化训练，社会组织通过监视、训练、检查等手段按照规范塑造个人。这其实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监狱的隔离性、封闭性和控制性，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典型的规训场所。规训者在这里创制出一个在一切意义上不同于社会的生存环境，从而决定了在这个环境下接受规训的个体，必定被打上独特的思想和行为烙印，即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监狱化人格”。“监狱化人格”为上文所述监狱行刑“三重悖论”的形成准备好了一切条件；同时也为监狱在中观和宏观意义上的规训使命之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中观意义上，监狱是实现社会意义上规训机制的重要枢纽，也是“监狱行刑悖论”得以社会化展现的中间途径
通过对非法活动中“过失犯罪”的独特性论述，福柯“天才”的解释了监狱的在其机构之外的社会功能。过失犯（delinquent）是福柯本作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因环境恶劣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的人（这一概念完全不同于刑罚法学上的规范界定豍）。监狱特定的规训环境使得监狱根本上不能减少过失犯，甚至必然产生过失犯。一方面，监狱的隔离、强制训练使得经过监狱规训的人具有了独特的“监狱化人格”，难以适应开放的社会生活，没有足以在社会上维持生存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监狱生活的烙印及其“监狱服刑人员”的特殊身份，对犯罪人必然产生“标签化”效应，使得其他社会成员很难接纳其为普通的共同体成员。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犯罪人很难在实质意义上重返社会。在福柯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道路即：沦为“过失犯”，为了生存而成为规训者监视、控制其他社会成员的工具——从规训的直接对象转变为进行社会规训的武器。
由上述逻辑不难推知，福柯认为所谓的“监狱行刑悖论”实质上是一个“过失犯”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该过程不是监狱行刑机制力图避免的，而恰恰是监狱的隐性追求，甚至是它的根本社会功能。福柯否认法律的任务在于确定“正当—非正当”，认为法律和监狱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好人惩罚坏人”，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人：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和不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对于不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即以“监狱”这一特殊机构进行严厉的规训，将其打造成有特殊用途的工具。监狱造就的过失犯的最重要用途是：帮助统治者实现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担当无孔不入、亦此亦彼的监视者和信息提供者。从这个角度讲，监狱是非常成功的社会控制枢纽，而“监狱行刑悖论”是监狱的这一中观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保障。

（三）宏观意义上，监狱象征着无所不在的规训之下的社会，也将“监狱行刑悖论”在社会化层面放大
福柯的学术倾向与风格带有很深的个人生活与经历的烙印，有学者认为“从一定角度上看，他的全部著作都反映了一个被社会认为不正常的人对所谓‘正常’的反抗，要为不正常寻求一个生存的空间，为使那些被压抑的声音能为人们所听见”。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规训权力已经扩展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个个体时时处处都处于微观权力的规训之下。人的主体性在这种严格的规训之下窒息。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监狱、工厂、军营、医院、学校等规训单位连续统一而构成的“监狱群岛”。社会总体像一个巨大而没有围墙的监狱。这里，“监狱行刑悖论”在反身意义上被放大：人们将那些被认为“不正当（或不正常）”的成员投入（微观意义上的）监狱，实施隔离、监视、训练和控制，从而保护自身主体地位。然而在这种“正当”且“正常”的话语之下，监狱实际上不停地制造“过失犯”，反过来通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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