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让双方相互退让最终达成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其实蕴含着宽恕、博爱的理念，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恰恰吸收了这一思想内涵，在和合文化理念的基础上生根发芽。

（三）刑事和解的政策导向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后，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对于一些暴力性，组织性的重罪，我们坚决实行刑罚处罚，在量刑上坚持从重原则；而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是偶犯且危害程度不大的，国家更多的倾向于轻刑。另外，细看刑事诉讼法不难发现有诸多法条透析着这一思想，例如：“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却弥补了诉讼体制的不足，使之更为公平，更为迅捷。对司法机关来讲，也减轻了工作的重担，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对当事人来讲，更加公平合理，操作性强更强。

四、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和解模式

（一）主观条件
第一，犯罪人自认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自认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家庭暴力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加害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刑事和解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滞情感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第二，双方当事人同意是刑事和解的核心条件。在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无论被告人怎么样认罪道歉，被害人始终不同意任何赔偿，只想让被告人受刑处罚。此时，和解程序无法启动。所以，被害人的同意极其重要，必须保证被害人的同意是被害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保证被害人表达真实的和解意愿，免于被强迫或者诱骗。同样地加害人的同意也很重要，对于加害人来说，如果违背其自由意志，使其非自愿地参加到和解中来，则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不能使其真正地悔罪认错。达不到矫正的目的。
（二）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案件的事实及证据。由于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如果没有出现重伤亡的情况，相关司法机关是很难主动介入的。所为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大致以基本查明案件事实为最低限度要求。即家庭暴力行为已经发生，加害人就是犯罪行为人。至于证据方面，由于其自身缺陷，使得取证工作具有很大难度，所以不能以是否取证，证据是否充分，作为能否启动和解制度的关键。
（三）中间调解人
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和解制度本身也有着一套从立案到执行的司法程序，但让谁来担当“中间人”这一角色呢？根据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分析，司法机关很难积极介入，加上“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不愿摆到“公堂”上说，但为了解决此类纠纷，同时保证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我们可以选择人民调解模式，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又能使双却方当事人“不失脸面”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人民调解模式是指在人民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律、规章、政策、舆论道德为依据，对轻微的家庭暴力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一致后，制作协议书，经人民调解委员会审查签字之后生效的一种新型的人民自治活动。我国《婚姻法》第43条、45条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求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人民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已经有了有效衔接，表面看来，针对此类案件的刑事私法化有可能存在弊端，但真正探析案件的实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方式的优越性。在此，必须说明人民调解只是和解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刑事和解还应包括对案件事实的审查，监督等最终处理。
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的人民调解模式，虽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人民调解制度的定位，人民调解的职能范围，专职调解员的资格认证，调解协议效力的界定，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有机衔接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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