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给他人之后会获得更大的回报；或者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他人后，他人会按承诺时间返还。
（四）处分行为的权限
1.被骗人与受害人为不同人
随着犯罪行为和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受骗人与被害人分离的三角诈骗行为越来越多见。在这一诈骗形式下，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略显模糊。
案例一：王某得知同事李某新买了一部手机，便生歹心，趁王某上班之际，到王某家对其保姆刘某说，李某上班匆忙忘带了手机，让他顺路带去，刘某知道平日王某与李某关系较好，便信以为真，将手机交给王某，王某随后将手机卖出，将手机款据为己有。
案例二：一日，开小卖店的小张见停在自己小卖店门前的电动车又新性能又好，就趁车主离开之际，让小卖店的收银员小谢将电动车推到自家后院，告诉小谢说这是自己新买的电动车。
以上两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均采取欺诈的手段，但是欺诈的对象却有所不同。案例一中，王某欺骗的是与李某关系密切的保姆刘某，因刘某的工作性质，其对李某的财物是有一定的处分权限的，由于王某的欺骗，使刘某产生了错误认识，误以为是李某让王某帮其把手机带到工作单位，而自愿将手机交付给王某，对手机进行了处分行为，因此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案例二中，小张欺骗的是自己的雇员小谢，小谢对于电动车是没有处分权限的，小谢错误的认为电动车是小张新买的才实施了将电动车推到后院的盗窃行为，实际上小张的行为是利用了小谢的不知情，因此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也就是说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诈骗罪，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盗窃罪。
因此，受骗人是否具有处分权限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重要依据。对于处分权限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法律上的规定来判断，还应考虑事实情况，即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受骗人是否得到了受害人的概括授权，包括受骗者是否属于被害人阵营、是否为财产的占有者或者辅助占有者、其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的一般观念的认可、受骗者是否经常代替受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进行判断。 即不能以民法上的处分权限来评价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权限。
2.被骗人与受害人为同一人
当被害人与被骗人为同一人时，还可能出现其处分权限受到限制的情形，这种限制可能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也可能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依据刑法界的通说和实践，处分权限的瑕疵并不影响其成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可能性。只要被害人具有处分能力和处分权限，就具备了成立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的前提。
针对实践中诈骗型盗窃行为，本文从处分行为的认定以及是否存在处分行为的区别角度深入分析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对于处分行为的认定，首先，我们应考虑处分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其次，处分行为应当基于被害人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欺诈行为而使被害人产生的错误认识，达到第一层面错误认识，即对财物的数量、质量、颜色、体积等因素的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一般认定为诈骗罪，达到第二层次错误认识，即对财物种类及价值的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一般认定为盗窃罪；第三，被害人是否客观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其处分财产行为与错误认识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第四，处分人的处分权限也应当纳入认定范畴，三角诈骗情形下，欺骗具有一定处分权限的被骗人一般认定为诈骗罪，欺骗不具有处分权限的被骗人一般认定为盗窃罪；被害人与被骗人同一的情况下，处分权瑕疵并不影响处分行为的认定。关于处分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应将处分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的关键性行为作为判断的关键点，即在犯罪嫌疑人实施欺诈行为后无须采取其他违法行为时，欺诈行为则为关键行为，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欺诈行为后又采取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则秘密窃取行为为关键行为，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