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要求” ，分为制度化表达方式和非制度化表达方式。制度化表达方式是指根据法律法规指定的法定程序表达利益的方式，如参加人大选举、政协、信访、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等。非制度化方式则包括如非法集会游行和抗议、行贿、暴力反抗等非法行为。政府保证政府正义就要为群众提供畅通的制度化表达渠道，让民众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充分发挥作用，发挥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沟通。
3.坚持反思与问责。一方面部分官员可能由于责任意识不足且官本位思想浓厚，遇事互相推诿，置群众呼声于不顾，对群众不满情绪进行压制和隐瞒，不分情形将群众的不满情绪盲目定性为是敌对势力，逃避躲闪，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在群体性事件初步解决后，政府官员收到“报喜不报忧”心态的影响，忽视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经验教训，甚至试图掩盖群体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并不可怕，政府要与此过程中维持政府正义，就必需积极应对，尽职尽责，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及时反思并总结经验，勇于承担，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
（二）道德正义层面
一是责任。政府官员职能缺位，玩忽职守往往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动因，责任意识是政府公务员最基本的正义美德修养，也是保障群体性事件有效预防与积极处理的必要前提。
二是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意识是指在公务员心中树立心系民众的感召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积极地应对群体性事件。
三是明智。明智是公务员做好本职、为人民负责的基本前提，在群体性事件解决过程中，更要求公务员具有较好的行政素养，能审时慎行，妥善处理矛盾。
四是诚信与仁爱。仁爱与诚信在群体性事件中，是保障政府行为权威性、提高被认同感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群体性事件有效解决的润滑剂。
五是廉洁。一些地方政府无视长远利益，仅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争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仅减弱群众对当地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侵害群众的合法利益，使群众有苦难言。更有甚至，政府官员自身政治素养不够过硬，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甚至与当地黑恶势力相勾结，激起民愤，最终引发群众的抗议。
（三）制度正义层面
“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而且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公平和收入-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更是公民权利制度的公平和机会结构的公平，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冲突的最大克星。” 只有不断推进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应得权力，才能舒缓社会矛盾，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动机掌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具体来说，一是要完善政府行政管理相关制度建设，包括信息公开制度、问责制、公民听证制度、信访制度等。二是要是继续完善人大、政协、妇联、青年团等其他部门的相关制度建设。发挥好行政管理内外部力量。三是要促进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其他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低保制度的普及和落实，减少因贫困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加大惠农政策、西部开发政策等的政策力度，以求控制贫富差距；加强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等群体性事件多发领域相关政策制度的建设；继续推动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普及，完善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并将城镇社会保险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向农村，以社会保险作为缓解群众生活压力的第一道保险，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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