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干部的利益驱动。因为土地调整可为村集体和地方干部带来一些利益（johnson， 1995；陈锡文，1993等）。交易费用说。这种观点认为，土地调整的频率和幅度主要取决于其内涵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地块零碎造成的协调成本。地块越零碎，调整起来难度就越大。（kung，2000）。市场替代说。这种观点认为，土地转让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土地调整的发生频率低一些，反之亦然（brandt et al，2002；张红宇，2002）。以上的分析都颇具洞察力，可惜的是，这些结论大都是由个案研究中得出，因而对土地调整的解释都有其局限性。具体而言，在一个地区起作用的因素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就没作用了，或者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控制一些其它因素之后，这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也会消失。另外一个问题是，到底哪些因素的作用是显著的呢？例如，人口变动推动土地调整，而高昂的交易费用能够抑制土地调整。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将会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在系统的抽样资料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中多元回归分析所用到的抽样调查资料来自于1999年夏由农业部组织实施的一项“土地问题调查”。此次调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农村自包产到户以来的两轮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落实第二轮承包的最新动态；②农户对现有农地制度的看法与评价；③农民的收入与农户经济的基本情况。这是中国首次进行的比较系统和规范的农地问题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农地制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可能。这次抽样调查的样本取自6个省12个县，这6个省分别是河北、陕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浙江，省份的选取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因素。本次调查采用县、乡、村、小组和农户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并对样本村、村民小组和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收集的有效问卷为村问卷36份、农户问卷824份。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总结出了下列因素。在此将各因素一一罗列出来，并对它们的测度变量（proxies）进行讨论，以形成本文的基本假设和多元分析计量模型。
1.人口变化。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土地调整的原动力来自人口的变动。一般而言，人口相对变动率大，则调地的频率就会高；但就具体的调地制度而言，小调整对人口变动更敏感，而人口变动不一定影响大调整的发生频率。这是因为大调整的发生更多地取决于外生的政策变量。
由于本次调查的绝大部分变量均只有1998年的年度资料，因此，没有关于家庭人口变化的直接资料。所幸的是，问卷调查了农户在每次调地时的人口数，这为笔者测试一个农户自包产到户以来的十多年间家庭人口变动的幅度提供了基础资料。笔者的做法是以每次调地时的人口数作为一个数列，计算其“标准差”，并用它来衡量一定时间跨度内该家庭的人口变化幅度。
2.非农产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一般来说，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土地调整（kung and liu，1997）。这主要表现在：有外出打工者的农户由于自家劳动力不足而难以耕种土地，而那些人多地少的农户又试图多种土地。这种因为非农就业的差异导致的人地关系失衡大多只发生在一个村子的部分农户中间。因此，这种不平衡应该主要表现在小调整而非大调整上面。
由于农户的非农收入统计十分困难，特别是其中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本模型将采用数据库中户主自己估计的非农收入比例，这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农户家庭的经济结构。
3.亩均负担。在笔者过去的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负担的轻重和土地调整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赵阳，2001）。一般来说，负担重的地区土地调整的频次会高一些，有时调整土地是为了均衡负担。因此，可以假定，农民负担重，会引致调地频率的增加。
4.地块数。测量交易费用说最好的变量就是农户的地块数。因为地块数越多，也就是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土地的质量差别也会越大，调地的协调成本就会越高。
该变量同样是一个反映资源禀赋的变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此处采用初次承包时的资料。
5.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干部利益说的检验相对比较困难，因为难以找到最佳的测量变量。笔者在此姑且假设干部倾向于调地，那么，有干部家庭的农户经历的调地频次就会高一些。另外，还考虑了一些控制变量，例如，家长年龄、家庭的辅助劳力比率（家庭依赖系数）、家庭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土地和省级的哑变量。
通过以上因素的分析，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1。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土地调整的原动力来自于人口的变化。一般而言，人口相对变动率大，则调地的频数会增多；但就具体的调地制度而言，小调整对人口变动将更敏感，而人口变动并不一定影响大调整的发生频率，因为大调整的发生更多的取决于外生的政策变量。
假设2。一般而言，非农产业的发展将抑制土地调整的发生；但对具体的调地制度安排和调整幅度的影响则需要具体分析。
假设3。一般来说，农民负担越重，调地的压力会越大。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农民负担的影响是在全村范围内实现的。因此，可以假设：农民负担将促使大调整的发生，但对小调整制度的影响则要考虑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
假设4。如果交易费用说成立，一个地区农户的土地越细碎化（即地块数的越多）将直接影响到土地调整的频数和幅度。考虑到调地的具体机制，以及交易费用（主要是协调费用）与调地收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般而言，交易费用越大，小调整的发生频次越低；而对大调整的影响则不一定有确定关系。
假设5。有干部家庭的农户的调地频次高于没有干部的家庭。
三、模型与估计结果
考察土地再分配制度主要应集中于土地调整的两个方面：调整的频率和调整的幅度。土地调整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地区土地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单看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清楚一个地区的土地调整这一具体现象。例如，在华北一些地区，土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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