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直接调整和规范了国家、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户之间的分配关系，对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但同时，改革也对镇村组织运转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处理不好，将影响镇村两级政权运转和农村社会稳定。4月下旬，我们会同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深入9个市区、20个乡镇、39个村，就税费改革对农村工作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调研，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一、我市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评估
农村税费改革3年来，我市各级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省一系列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较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中央提出的“户户减负，人人受益”的目标已经实现。据统计，2002年税费政策调整；2003年暂停收取乡村公益事业金，部分县市区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年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在整个税费改革中，全市累计减负7.2亿元，人均160元，减负率达到81%。减轻的农民负担直接转化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了农民减负增收的目的。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20元，比上年增长7.7%；预计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20元，同比增长9.3%。
（二）进一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从调查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我市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单一农业税制的农村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关系步入了法制化轨道；改革中还全面清理和规范了各项涉农收费项目，税收以外的任何收费都受到农民和上级机关的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问题，规范和约束了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秩序得到根本性好转。loCALhoSt
（三）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以及有关涉农物资价格的规范，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有所降低，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村生产力再一次得到解放。
（四）推动了农村民主*进程。税费改革通过法治的办法来规范农村分配关系，把镇村干部从催粮要款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的融洽。农民持卡缴税，农民负担张榜公示，体现了民主、公开、透明；“一事一议”制度使农民真正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做出自己的决定，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对于维护农村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农村税费改革带动和加快了乡镇区划调整、行政村合并、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乡镇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财政转移支付等多项配套改革。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的主要矛盾和和问题
（一）镇村组织运转受阻。税费改革后，镇级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2002--2004年连续3次税费改革政策的调整，全市减少镇级收入4.72亿元，镇均减少310万元。镇级收入的大幅度减少，造成了不少乡镇干部工资发放困难，一些应该纳入镇级财政开支的人员而没纳入。据统计，全市有1/3的乡镇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干部工资。有的县市区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所）改为自收自支单位，对农技推广人员只发放生活补贴和养老保险金。村级组织运转难以为继。税费改革共造成全市村级财力减少2.48亿元，村均3.8万元。下步随着农业税及附加的取消，村集体收不抵支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村难以正常运转。目前，全市累计拖欠村干部报酬2.06亿元，村均3.1万元。村干部报酬能够完全发放的村占38%；部分发放的村占29%；未发放的村占33%。村集体收入的不足，使干部报酬不能正常发放，基本的办公经费没有保障，挫伤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村级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农村社会保障难以保障。税费改革后，由于镇村收入的减少，农村低保、五保户供养及优抚对象政策的落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农村低保覆盖范围窄，保障标准低，保障人数少。在统计的100个乡镇中，有45个乡镇的低保资金不落实；在6299个行政村中，有57%的村低保资金不兑现。全市农村低保标准平均为每人每年716元，过低的标准难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农村五保供养水平不断下降。全市已保人数由2001年的9942人减少到目前的7406人，减少了26%；五保供养资金由税费改革之前的1860万元减少到1100万元，减少了40%。农村优待金不仅没有按政策规定提高标准，而且拖欠现象严重。据调查，全市共拖欠优待金383万元，主要集中在栖霞、福山、牟平、海阳等市区。
（三）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举步维艰。税费改革后，农村水利建设、修路架桥、植树造林、村容村貌整治等公益事业建设只有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农民认识水平和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影响，议事水平不高，资金筹集困难，最终导致事难议、议难定。据调查，2002年全市通过“一事一议”筹集的资金为435万元，仅占村级支出的0.3%；2003年“一事一议”筹资仅124万元，比上年下降了72%。
（四）农村债务成为农村稳定的重大隐患。农村债务面广量大，并且利息高、时间跨度长，化解任务异常艰巨。调查显示，全市有70%以上的乡镇和80%以上的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良债务。到2003年底，全市镇级债权11.1亿元，债务20.7亿元，债务大于债权9.6亿元，镇均债务1365万元。村级债权42.9亿元，村级债务54.5亿元，债务大于债权11.6亿元，村均债务82.8万元。
镇村债务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在镇级债务中，兴办企业投资占47%，兴建公共设施占20.6%，弥补日常开支占8.8%，农村合作基金会未兑付资金占14.4%。在村级债务中，银行、信用社贷款本息占49%，借单位和个人款本息占15.9%，其他应付款占35.1%。税费改革前，镇村债务一般通过来年的提留、统筹和各种集资摊派来消化。改革后，提留、统筹和各种收费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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