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最早出现在西方。在长期的政党*实践中，西方国家的政党形成了一整套执政和自身建设的理念、规则、体制和机制，其中不乏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第一，执政党既全面掌控公共权力又与其界限分明
政党与其他*组织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以控制或影响公共权力为主要目的。任何一个政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就会对公共权力实行全面控制。西方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执政党左右着政府的组成。在选举获胜后，执政党都会把本党的精英或执政联盟其他党派的精英安排到政府机构的关键和核心职位上。第二，执政党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全面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又界限分明。在竞选执政地位时，党的领袖和官员会突出其党员身份，一旦进入政府后，就会更加突显其政府官员的角色。政党组织并不具体介入政府的日常运作和内部事务。政党把自己的精英安排到政府各职位上后，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有独立行事的权利。
第二，执政党的权力受到严格的监督与制约
在政党体制成熟的西方国家，虽然政党腐败没有绝迹，但腐败是受到有效控制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采取了种种举措束缚和监督政党权力的运作：
首先，宪法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lOcaLhOST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权的掌握者，控制着行政和立法机关的主要权力，但是，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被置于法律的监督和约束之下。法律在于一切*权力之上，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宪法和德国的基本法中，都有关于政党行为的规定。有些国家还颁布了关于政党的专门法律，如德国、奥地利的政党法等。
其次，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执政党是政权机器的操作者，但反过来，国家政权也对执政党发生反作用，约束其行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就约束了政党权力的滥用。议会享有监督权、倒阁权和弹劾权。如果执政党组建的内阁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和信任，内阁就必须辞职。司法机关不仅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关之外，而且也独立于政党之外，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党活动的强制。行政系统中的文官也会按照文官制度和纪律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制约，防止政党的权力变成横行一切领域的至高无上的特权。
最后，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西方执政党的权力还会受到一些非权力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野党和大众媒体的作用。
第三，大幅度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以政绩树党威
现代西方选民已不再单凭政党的意识形态、*理想和路线纲领来进行投票选择，而问题选票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即选民更多地以政策可行性、解决具体问题的效能作为投票的依据。因此，任何一个政党要在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经济理论、发展模式、经济政策上不断摸索、革新，以解决选民最关心的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福利、提高生活质量等问题。
西欧保守党对上个世纪末政坛失势进行总结和反思，努力改变在选民心目中的社会“冷酷者的面孔”，强调人本主义、团结互助的传统价值观，提出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右特色的“欧洲社会模式”。多数保守党结合本国实际，大幅度调整政策，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使西欧社会的“*钟摆”再次右摆。西欧各国社会党也把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施政重点，注意通过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实惠来显示其政绩，从而提高社会党的威望。
第四，建立多渠道的沟通机制，以达到*推销的目的
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分野日趋模糊，党派认同逐渐弱化，凝聚力强大的大群体为众多分散的小群体所取代，政党通过各种沟通机制联系选民的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西方社会，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比作成商家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因此，各国政党都在努力提高自己进行*推销的能力。
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要求自己的党务干部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而要经常到社区里，到人群集中的场所体察民情，同时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西欧社会民主党还十分注意利用自己的外围组织来联系民众。考虑到现在非政府组织、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十分活跃，各党也加强了与这些团体的联系。有些政党甚至设置了同这些团体对话的专门机构，还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参加一个这样的团体，并组织联系会议、俱乐部或政党论坛，鼓励这些团体参与到党的活动中。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利用这些团体和运动了解民意，另一方面从这些团体和运动中吸取先进有益的思想和主张，为己所用。
媒体更是成为政党进行*推销必不可少的工具。政党不仅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动员民众，扩大影响、展示和树立现代政党的形象；而且要通过媒体倾听民众的声音，把握社会跳动的脉搏，以便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把使党“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作为新时期党建的重要目标，为此，该党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类似于*家学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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