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日常生活/城乡关系/市场遭遇/现代农业分工体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对城乡关系展开讨论。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受制于城乡关系的总体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但同时也包含着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的总体格局及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体现农民自主性的选择是进城务工和跟从性的农业投机：前者最重要的不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一种职业分工体系；后者也不能简单视为盲目的市场行为，它具有促进地域内专业生产和地域间农业分工的潜在功能。这两种行动选择对政策选择的启示是，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进而改善城乡关系。 
 
 
      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是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1]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历史与现实已经并且仍在继续验证着亨廷顿的命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52-1977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平均差距系数为2.66左右（其中，1958年-1963年曾发生了较大波动，一度超过3.0），与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相比，几乎要比后者高出1.1-1.5倍。从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一度呈现缩小的趋势，但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城乡差距再度拉开，除1994年-1997年出现短暂缩小，总体趋势一路上扬。[2]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国际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下中国所暴露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中国命题”。
      一、回归日常生活：城乡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在当下城乡关系的困境中，农民显然处于受困者的地位，因此农民构成城乡关系研究的基本关怀。城乡关系与农民的命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把握城乡关系首先要理解农民的命运。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大尺度的结构、宏观的制度框架、整体性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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