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出路 |
|
|
|
我们一直简单地把农民工理解为一种流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关注的是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权利。从本文的角度看，进城务工意味着农民自主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进城前的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种植业、养殖业、家庭副业、“打小工”等）的综合“职业”，农民通过多种经营、从事多种工作支撑日常生活的绵延；而进城后的农民工则是一种带有专业色彩的单一职业，农民工只通过一种工作（要么泥工、要么木工、要么家政、要么车间工、要么超市服务员等等）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简单地说，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表达的社会含义是农民进入了职业分工体系的动机和诉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分工改变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不仅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而且体现了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只要把当下的城市生活与30年前稍做比较，就会发现当下城市生活中的很多行业其实就是农民进城之后催生、创造出来的，比如家政服务、房屋装潢、管道疏浚、搬家搬运、修理安装等。因此，理解农民工的关键不在于其选择了城市生活和非农行业（制造业或服务业），而是其选择了分工这种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作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创造者，其创造性就体现在借助分工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组织方式的再造。
农民工背后的社会含义对于改善农民的市场地位提供了一种底层的智慧和实践的启迪：第一、选择进城务工，表明农民需要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体系；第二、对日常生活组织方式的再造，表明农民能够适应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生活；第三、当下城市中某些行业的出现，表明农民对职业分工的创造能力；第四、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招工难、民工荒、大规模的民工转移等，表明农民在城市分工体系中具备了初步的市场博弈能力。这就为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准备了一条出路，即通过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体系（或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初级市场）地位。尽管当下农民对职业分工体系的诉求、适应性、创造能力以及农民市场博弈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发生在农村和农产品市场中。但并不妨碍在农村建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可能性。因为农民需要的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体系，而不是城市生活。就农民对日常生活的感受而言，城市未必好于农村。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教育、老人赡养等都在农村；日常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
上一个论文：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下一个论文： 人民法院提振司法公信力四策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