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的特点及其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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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指制度的直接变革者或创新者，而广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所有与制度变迁相关，表示了相应态度，施加了相应影响和发挥了相应作用的主体，包括反对者、阻挠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和不同的作用，有的同盟或协作，有的领导或跟随，还有对抗、中立等等，改革的利益主体及其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复杂［3］。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
中，出现了利益主体不断增多现象，他们对改革持有不同的态度［4］，持续改革需要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动各方改革积极性。特别要注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利益主体，或者说是以往改革方式中的获利集团，很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例如，我国一些垄断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显然是获取了改革滞后之利，它们对综合改革的态度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因此需要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和方式，调动多方的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性，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1.4是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管理的需要。自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被撤销以后，各项改革的“部门化”倾向十分明显，尤其是学界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争论很大。一些部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改革之名，行争取本部门的权限和利益之实，这种“部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其次，缺乏一个高层次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对各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统一协调。也就是说，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
因此，为了保障各项改革工作的有效推进，从国家层面来看，当前急需解决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一是恢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是成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显然，目前仅依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是难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重任的，因为综合配套改革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还涉及到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诸多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因此把浦东等这样的独立行政区域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区，有助于加强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发挥区域综合进行改革的优势，协调各项改革之间矛盾，有利于推进全面改革的任务和实现全面协调改革的目标。
2.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模式
2.1区域制度创新模式的划分依据。对于制度创新模式，制度经济学家有许多精湛的研究。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技术以及其他因素诱致的,即“诱致性制度变迁”［5］。此后,林毅夫对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了完善，提出了“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的概念［6］。所谓“诱致型制度变迁”是指单个行为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强制型制度变迁”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变迁。黄少安认为应该从制度创新主体的构成、地位与作用方向与强度等多方面来划分制度创新模式［7］。
我们认为区域制度创新的模式主要是依据制度变迁主体及其作用来划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依据：①制度创新的主体的构成。制度变迁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单个行为主体和政府。在我国，政府又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经济人”的地位日益强化，其制度创新的动力不断增强，制度创新的手段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其利益与中央政府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②制度创新的内容。制度变迁的内容可以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中是公共产品的制度变迁和竞争性的产品制度变迁。③制度创新的动力。与制度变迁的内容相对应，制度创新的动力有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单个行为主体的自身经济利益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受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政治动力推动，社会动力则是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社会价值而进行的制度创新。④制度创新的手段。制度创新的手段被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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