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的赞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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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事，却分明熔铸了诗人的主观情热和美学理想，他的自我已经渗透在奇特的、优美的诗意诗境之中。当魔鬼之间的战争结束以后，女神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我们的心脏儿，好像些鲜红的金鱼，/在水晶瓶里跳跃！/——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我们唱起歌儿来欢迎新造的太阳罢！”女神的这种欢乐与追求，便是诗人自己在“五四”高潮期的喜悦情调和期待着我们民族实现“圆满人格”的写照。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基调，决定了他在古人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他常常是不可遏止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贯注在艺术形象里，在诗句里。当战争结束、四周被黑暗包围的时候，众女神在议论：“——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这显然是诗人对军阀统治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所表示的彻底的否定态度，而不是远古期刚从龛穴中走出来的女神所具有的生活实感和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一文中认为，“五四”诗坛“把郭沫若的名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郭沫若在诗坛上一出现，便以那大气磅礴、光芒四射的浪漫主义诗篇，去把“五四”青年的心弦拨动、智光点燃。英雄主义成为他那时很可宝贵的文化品格。
雄浑的格调，和谐的节奏，构成了诗集《女神》的重要的艺术特色。诗人以博大浑融的气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坚毅、拓大、明快、活泼的 历史 画卷：那些庸俗丑恶、浅薄狂妄的魔鬼死去了，女神们从此获得了再生。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诗剧末尾，通过众女神的合唱，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力渲染了“迎接新造的太阳”的欢乐场面。“丁当，丁当，丁当”的钟声反复被敲响，它既以“葬钟”预告着天狼末日的来临；也以“晨钟”昭示着一轮红日即将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更以“酒钟”宣扬着女神们“欲饮葡萄觥”，为新造的太阳祝福。这些都是“五四”青年的英雄气概在诗剧中的形象化的反映。执著现在、展望未来、寻求光明的积极态度，使诗剧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调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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