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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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发表文章被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还有如当时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北平《晨报》骨干编辑许君远，原法国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北大助教张佛泉等，都被《大公报》延揽其中。
2、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
3、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①
4、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下来，老板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王芸生在天津编撰《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聘请王芸生为条约委员，胡政之把袁光中找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译电通知金诚夫请外交部打消聘请，不愿将人才外流。”②
5、注意教育和培养。总经理胡政之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罗嗦。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老报人曹世瑛在回忆录中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就是胡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③
胡政之认为，已经成名的人，进来后可能干一阵子就走，所以他抓队伍建设，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太用成名的人物，而是注重选择有培养前途的新秀，给予充分的机会，让其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大公报》一批鼎鼎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各个部门的管理干部，还是挑大梁的编辑，进大公报是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转的小人物，在报社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根据事业 发展 的需要招考练习生。一旦被录取，就进入报社进行培养，有不少人日后都成为了骨干。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也是灵活多样，不拘陈法。如给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身份，支持他赴西北采访，一举成功；发给当时还是武汉大学学生张高峰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凭证，使其成长为著名记者，等等。
为了使自己有充足的后备军，报社曾选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派杨刚、章丹枫赴美国，派萧乾赴英国，派吴砚农赴日本，通过学习和采访来提高这些青年记者的素质。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报社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等。还有一些同事学历较浅，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也大力支持。
《大公报》在人才培养上也有特色，不是单打一的培养，而是综合培养，建设一支“编经通用”、“采编双精”的全才队伍。胡政之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因此编辑、经理两部门要紧密配合，相辅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我们把经理部与编辑部打成一片，传统做法是，从编辑部选拔经理人才” 。④
对于采编人员的培养，也是采用内外互调的办法。人员进来后先做记载，再做编辑，磨砺一个时期后，再外放各地做特派记者，工作取得成绩后，再调回编辑部任要闻编辑，并参与社评的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记者时明白什么是新闻，如何采访：再做编辑，就会知道做采访的辛苦，更能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处理好稿件。⑤
二、理想人格感召和人文关怀
《大公报》教育培育出来的新闻人才，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新记《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怀着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国和文章报国的理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闷压抑的旧中国，《大公报》切中时弊、嫉恶如仇的热辣时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过西方民主洗礼后的自由精神，无不深深吸引着众多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纷纷聚集到它的旗下。
《大公报》之所以受到社会重视，是因为她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它是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办的报纸，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等内容，代表的是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大公报》的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既希望 政治 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具有进步意义。
《大公报》老一辈，如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都是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富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圭臬，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们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文风。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有很好的文史根底﹐受过桐城派古文的薰陶，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才华横溢，成为青年才俊的崇拜者。
《大公报》老一辈的人品也为人称道。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很特殊。蒋待他以“国士”之礼，他有知恩图报的想法。但他不沾蒋介石的光，一辈子办报不做官。1935年，张季鸾回乡省亲，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他拒受；1941年，他病重时，借住在老朋康心如家，不住政府的宾馆。蒋介石又赠一万元，他还是不要。他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著名的“四不”方针，自己是信守不渝的。⑥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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