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撬动中国诗史研究的支点：木斋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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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作品之有境界，则作者必须先对其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至于此一对象则可以为外在之景物，也可为内在之隋感……”此可谓是深谙王氏之说的。可惜王国维和叶嘉莹都没有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作品阐释之中。木斋则是运用这一理论进行作品分析的第一人，且对王氏这一理论进行了 发展 ，进行了开拓性的阐释。他从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诗有三境，一日物境……二日情境……意境”出发，结合苏诗的具体特点提出新的看法：意境包含物境、情境两种方式。其中，物境与意象近，主要指情景交融类型；情境指不借物而直抒胸臆一类型。这对意境理论本身是一种提升，对其内涵进行了充实，对其外延又进行了拓展；这对于“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特别是苏诗也是一次提升，使向为人非议的宋诗终于成为“诗中一格”(《随园诗话》)。
(四)苏诗中的“比喻意象”：苏诗表达方式研究新论按照木斋《意境：物境、情境》的解释，“以文为诗”的宋诗也是有意境的，那么宋诗或者说苏诗是以什么类型的意象来体现这种特有的意境呢?木斋通过对王孟、李杜、元自、韩孟、梅欧等诗歌意象的比较，从诗歌与赋体、与散文的离合关系中，指出相对于唐诗那种诗中有画的“有画意象”而言，以苏诗为代表的宋诗是一种“比喻意象”，“是对唐人不脱离画面的意象方式的具有分野性质的变革。苏诗中的比喻意象大都是在散文化句式中、在议论化的句式中形成的，是散文句式、议论句式主干上的花蕾，因此极大地淡化和疏离了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它使诗歌不复是某个具体场景的摹写，而是由眼前实境向着想象的境界飞升，它更为深入诗人的主体世界，句式更为灵动飞跃，更为易于调动作诗者的才华和学养，更为易于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和见解。”很显然这些精辟的见解在意境论的基础上对苏诗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意境——物境、情境”和“比喻意象”的提出都是对诗歌研究理论的突破和丰富，它使诗歌研究视野跳出旧说的藩篱和牢笼，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二、具体而微的苏诗研究
木斋在积淀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后，再从宏观理论中走出来，转而对苏诗作具体的研究，主要从苏轼的个性、 艺术 态度、艺术主张，以及苏诗的创作技巧等诸方面展开。苏轼一生可以说始终在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一部属于个人的 历史 ，不妨亦称“诗史”，在这部诗史中闪耀着苏轼的人格光辉、审美情趣、人性关怀等等；反过来，研究苏诗也不能离开对苏轼这些个性因素的分析。
(一)苏轼的野性论[12]。苏轼的野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反抗尘世的束缚，反抗黑暗现实的迫害，追求正直士大夫所普遍向往的 政治 愿望。苏轼先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晚年又因朝中奸佞重提诗案再贬惠州、儋州，而他始终保持着坚毅不屈之精神。元佑时期虽一度得意，但不久又因与旧派领袖、与他有提携之恩的司马光发生龃龉，正如他所言的“满肚子不合时宜”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他的野性。第二、表现为“豪迈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 自然 打为一片的情怀”，甚至包括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之一面。这种野性对诗歌的影响就是形成了“放笔纵意，嬉笑怒骂”，豪放恣肆、“奔放婉转、锋锐博赡”的艺术特色。
(二)苏轼的隐逸情结u引。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深刻沉重。”木斋沿着李泽厚的结论进行思考，从与屈原、陶渊明的比较中，看到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归去的反复的吟唱只是他对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已”，时代文化和个人的个案原因决定了苏轼“欲隐难隐，欲仕难仕”的矛盾结局。他至多能做的就是“一方面承继屈原以来、党锢以来的积极用世精神，在时代的氛围中，以大我为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光大渊明精神，通过对渊明的发现和重塑完成小我的个人品格，从而成为宋代文化的真正代表。”
(三)苏轼的审美人生[J。沿着苏轼“野性”论和仕隐情结的追问，得出的结论自然将是苏轼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人生。苏轼的人生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中，玩赏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可以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可以说苏轼的这种达观人生态度，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种典范。
苏轼的“野性”、隐逸情结和审美人生态度必然对苏诗创作带来内在的影响。通过木斋的分析我们知道苏诗汪洋恣肆、奔放杰出的艺术风格，天马行空、不拘定格的抒情方式，机智幽默的说理，纵横捭阖的议论，驱遣自如的用典形式等等，都可由此得到最好的阐释。
综上，木斋在研究苏诗过程中形成了完整合理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诸如文学史的“三期”划分法、宋代诗史的“五分”法，新的意境论、苏轼的“比喻意象”等等。这些观点本身带给文学史的影响和意义大概除了时间能够检验之外，学者本人与笔者皆难估量。而他的研究方法之 科学 性、合理性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从文学通史、断代史出发考察个别作家作品，故在阐释理论上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又从个别作家作品来反观文学通史、断代史，使个案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说他对苏诗的研究已关涉到文学史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牵此一发而动文学史之全身，他以苏诗作为支点已经撬动了整个诗歌史的研究。古代先哲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木斋的研究既授我们以鱼又授以渔，则善莫大焉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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