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抗的诗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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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体主义’神话。”[6](P42)而作为一个积极的思想者,一个以哲理入诗的文学家,加缪呼唤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足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作为苦难之见证的信念。正如他在《鼠疫》的终篇里所表白的:“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7](P242)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写作的终极关怀。
在此基础上,加缪深刻地反思了在20世纪流传甚广的历史主义观念。加缪并不否定历史,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他反对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历史的神化。在《反抗者》的开篇,加缪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3](P151),而不容忽视的时代现状是“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加以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3](P151-152)于是,问题的焦点显然已不在于“一切皆流”的历史生活本身,而在于那个在理性、逻辑与体系的名义下制造罪恶的叫做“历史主义”(历史进步论)的东西。
的确,在纷繁变动中的20世纪,当进步成为极权的理由,当历史成为绝对的价值,当人成为历史的工具时,加缪指出:我们必须展开一场反抗历史的斗争。这也意味着,拒绝“历史主义”的荒诞已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选择。具体而言,必须拒绝杀戮、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拒绝战争,等等,一句话,拒绝历史的绝对化。在所有这些拒绝的同时,应该努力使历史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加缪赞同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判断:“人的使命是同携带着死亡的恶的力量斗争,创造性地准备上帝的国的到来。”[8](P348)
但是,在考察历史的具体发展现状时,加缪却发现历史的反抗无一不在蜕化成暴力的革命。他用嘲讽的语气指出:“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3](P214)这正暗示我们:历史主义之所以能得以理直气壮地发展,首先源于对特定理论体系的利用,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被波普尔称之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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