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鼠器”的狭隘利用;其次,还源于对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的恶意曲解。在谈到20世纪的人们对尼采的曲解时,加缪悲愤地说:“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述为一堆谎言、集中营中一堆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3](P200)所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缪对20世纪的思想阵营给予了激烈的批驳,对法西斯主义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今天看来,加缪的许多判断都是颇有见地的,历史证实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感与诚实。他的敏感在于,由人类普遍存在的冷漠与孤独中,看出了人的危机处境,从而拒绝为了空洞的明天而牺牲幸福的此刻。他的诚实在于:由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出发,深刻反思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1952年1月,在回答“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加缪总结说: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是自我克制,是从狂热的意识形态梦幻中清醒过来。面对弥漫于世界之角角落落的苦难与荒诞,要努力做到“第一,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9](P142)换言之,在让世界摆脱恐怖、让政治回归其本来位置的努力中,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现实反抗。
三
在展开论述“反抗的诗学”时,加缪重点考察了一个更为纯粹的领域:艺术。由于艺术同反抗一样,“也是一种既激励又否定的运动”[2](P123),所以它在拒绝现实世界的同时,创造着想象的未来,并在其中寄寓了人对正义的要求。然而,加缪又敏锐地发现,在革命的批评中,小说却早已成了一种“有闲者的想象”,一种“逃避”。它所导致的结果是,艺术要么完全脱离了现实,要么完全肯定着现实,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坚定地指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看作荒诞的一个避难所,“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现象,仅仅涉及其描述。给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个征象,回荡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确指出走不通的道路。”[2](P123)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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