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律意虽远,人情可推” |
|
|
|
约和影响，表现出奸猾的一面。加之，中国百姓社会地位的低下，不能掌握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就非常希望为官者清廉，为官者要有仁爱之心，“爱民如子”，即是这种官本位崇拜的通俗诠释。因此，中国老百姓对“官”有一种潜意识的崇拜，认为他们是公正清廉的，是为民做主的。由此，我们就能理解窦娥为什么在张驴儿提出见官时她毫不犹豫就同意时的心理了。
总之，元杂剧中的公案剧是元杂剧里最富有现实性的作品，它重点不是为观众展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公案故事，而是取材于现实、描绘社会的黑暗，揭露权豪势要的暴行，表现人民的抗争，歌颂清官的正直品行，寄托着作者与民众的美好理想。正是有了元杂剧的公案剧的成功，才形成了中国文学里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公案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强化了中国人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德理念。因此，可以说公案剧标志着我国公案题材类文学的成熟，同时也是广大人民对吏治清明的理想的寄托，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平，人们呼唤公正，公案剧所歌颂的包拯类清官总是人们歌颂、怀恋的对象，歌颂他们的公案剧也会永久受到人们的喜爱。只要社会上需要正义、呼唤清廉，清官良吏的正直人格风范将会永远受到人民赞颂，这便是我们张扬清官良吏精神的现实意义之所在。戏曲研究大师吴梅先生曾说：“余尝谓天下文字，惟曲最真，以无利禄之见，存于胸臆也。”故戏曲重视对人物内心细腻地刻画，突出人物的性格，而对人物的外形往往采用脸谱化勾勒；对故事情节的叙述不追求逼真，而往往采用虚拟象征的手法，以虚写实、重在写意，反映对人生的理解，表达人物的情感，这是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因此，我们分析中国戏曲不可离开这一原则，应该从文化精神层面评判“清官”，探究作者刻画他们的意义所在，从当时的社会因素分析，而不是利用现在的一些流行法学名词，对其进行混淆道德的分析，故作警世之语，而实际是对经典名作的任意曲解，这实际是学界目前的一种不正常的批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上一页 [11] [12] |
|
|
| |
|
上一个论文： 浅析宣王料民与西周的人口统计
下一个论文： 简论文化视角下化学探究教学案例的反思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