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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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一、问题的提出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后，得到了学术界朋友的肯定和鼓励，也受到了一些怀疑与商榷。”’这些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特别是围绕着这个命题所产生的种种疑义，足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有关问题。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对汉语新文学概念表示有条件赞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汉语新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从许多学者理解和论证的角度而言，这句话应该确信无疑，它带着一种宽容的意趣，带着…种和谐的态度，带着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但同时，它会忽略一些严重的文化现象，甚至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心理反应。我们坚持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中国”现代文学，而外乎于“中国”的现代文学该怎么办?当然，一个便当的解决方法是将在外国发生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写作算作“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是，当我们将这样的文学仅仅理解为海外华文文学甚至仅仅理解为外国文学的华文写作，我们就需要付出双重意义上的文化伦理代价：一方面，将使用汉语并且皈依汉语文化特别是汉语新文化传统的文学家划归外乎于文化“中国”的海外作家，在文化伦理上不符合我们的族群认知和文化认同习惯；另一方面，作为海外华文作家，他们的文化伦理恐怕最难于接受在中国文学框架内将其隔诸化外的处理方法。因此，从文化伦理角度确认我们面对的海外华文文学及其大量作家，就不得不使用汉语新文学这样富有概括性同时也绝少歧义的表述。
在我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时候，面对我的朋友、著名诗人傅天虹教授，我的学术自信来自于常识上的优胜感：傅天虹是一位在祖国内地成长起来的诗人，后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进入了台湾，因为他的至亲都在他那第二故乡，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台湾新诗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毅然选择丁香港作卜居之地，取得香港永久身份的傅天虹在十多年前想到了澳门，并将自己的家搬到了澳门，直到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学院招请他加盟教授行列，他又售出了澳门的住处，在珠海安家落户，重新做回了一个内地人，只不过是怀揣着香港身份证并且几乎每周都会回澳门的内地人。如果要用区域框定这个诗人是中国内地的还是台湾的抑或是香港的和澳门的，那么一切都会徒劳无益，我们只能概泛地将他称为“中[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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