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可以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了反思，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化社会学。这一转变，表现在公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到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这就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公民社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就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等问题，之后形成的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 公共领域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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