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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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政变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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