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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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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