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世家与民族文化神髓的承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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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关于民族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世家的意义评价问题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大凡涉及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问题，往往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倾向。或者说，人们对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状况的不满及其某种时代的绝望情绪，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式批判和否定，往往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被片面夸大了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往往被当做传统文化的整体而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突出的宗法因素，而导致人们往往对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大家族”及传统文化世家，一概加以批判和否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家族叙事”中，尤其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关于传统世家和大家族生活的书写中，或者在近现代某些思想理论著述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种种现实的缺陷乃至罪恶，如生活腐朽、愚昧专制、自由缺失、礼教“吃人”、女性悲剧、婚姻牢笼、年轻一代爱情幻灭等，都往往被归结于传统世家或大家族这个渊薮。同时，在某种僵化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潮流中，传统世家更往往被当做扫地出门的对象。其实并不尽然。传统大家族尤其是文化世家，多属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属于时代文明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这在《湖湘文库》的八册“湖南历代文化世家”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湘潭黎氏卷》的作者就总结出这样的特点：传统文化世家中的“士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乡村社会的精英，他们在民间往往借助其文化优势、道德魅力和人格力量，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维护着乡村道德的正统性和一致性；从而构建出“人心止、风俗美”的和谐乡村，使民间教化的淳朴清新之风得以绵延不绝，民众在熟悉的儒家伦理纲常中安贫乐道。另一方面，在重大历史关头，传统文化世家又往往表现出深晓民族国家之大义及勇于担当的气节。湘潭黎氏家族就在不同历史阶段上都能表现出这样的正直、无私和凛然之气。黎家不仅激励子女为国家救亡图存而读书，而且全家几代人都将自己家庭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自觉维系在一起。如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黎家家长热情投身于运动中，儿子也参加农会，帮助农民组建农民纠察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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