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几点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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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国人说话很多时候讲求的是圆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经过了数千年的发酵后，事情与原来的方向已截然不同。当初孔子为“尊者讳”是为了微言大义，把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到了北宋，就已经发展成公然大幅度修改历史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凡是强求入世的，都要求人正直敢言。但是，到了明晚期时，买直求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现在，不说话、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各有用武之地。这些语言表述已经把我们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过多的矫饰导致的言语的不可信，小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失真，大则使得媒体舆论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变成传播风言风语的大平台。这样的结果显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仅就个人而言，精神分裂一些或许也是生存的法则之一，但它将也是我们社会言论本质变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然歌颂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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