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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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中国论文联盟*编辑。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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