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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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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