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1968年英国哈丁教授(Garrett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基于自己受益的考虑，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而由此造成的草地负担的加重则由全体牧羊者承担。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同样的模型也可以适用于环境资源的保护领域：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使环境保护的收益难以排除他人的享用，同时环境破坏的成本无须破坏者个人承担。这种收益和付费的不对称机制、产权主体的模糊，使得市场主体有动机滥用资源和恶化环境，并可不对在资源环境消耗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行补偿，这就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正如萨克斯教授所说：“人们不必将清洁的大气及水这类共有的财产资源仍然视为企业的垃圾场，或者任由渴求利润的人们尽情消费的免费的美味，而必须将其视为全体市民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所有的私人利益一样，同样具有受到法律保护的资格，并且其所有者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这里“法律保护”的方式有很多种，征收环境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征收环境税，不仅使政府代表社会作为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产权主体建立起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机制，也使企业和个人对因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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