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GDP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影响GDP的因素很多，可能是一些微小因素的改变，或者是被忽略的行为，这使客观反映的数据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例如，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地下交易、走私活动、亲友互助以及隐性经济都很难在GDP中表露出来，这就会导致主观判断和客观反映不符，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又如，GDP还有很多因素不符合反映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要求，它没有体现出教育质量、人民生活幸福的指数、人民之间的和谐程度、人们在生产活动的得与失，并将这些正是能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因素遗漏在经济的边缘。

　　第二，GDP掩盖了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以平均每年10%的比率增长，在此过程中，一直体现着先赚钱后花钱、先浪费在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理念。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凯恩斯的“建议”，简言之，就是把钱装进瓶子埋到垃圾堆，再雇人把瓶子挖出来，就这样的无效劳动也能大大地促进GDP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还有许多忽视了劳动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统一，甚至扰乱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短期性的辩证关系，使经济发展走向恶性循环的道路。

　　第三，GDP指标的国际比较，不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主观能能动性能否得到正确地发挥，是以能否遵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3]然而，GDP在国际上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但在实际操作和计算中往往是依据名义汇率或实际购买力进行汇总，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差距很大。凡此种情况，都是有GDP的核算内容和方法的差异性导致的。正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合理性，不符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才使GDP在各国综合国力比较中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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