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于南京求学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鲁迅接受和认同了西方知识价值体系，他“认为西方社会和文化是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是值得模仿搬用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非理性的，是需要被克服、被遗弃的” [5]（P94），因此鲁迅以现代文明为镜角观看和反思中国。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到，“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流于暗淡。”所以鲁迅以发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弊端作为他反思现代性的突破口。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和精神解放的历史欲求。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6]（P17）鲁迅以在铁屋中呐喊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而沈从文却放弃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以超前性的眼光触摸到了历史的暗流，敏锐的洞悉了理性与文明对人的本真性、丰富性的蚀空。悲悯慨叹人存在本身的危机，痛惜人的内涵正日渐削减、稀薄。”[5]（P96）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 “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的解读。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一个站在现代化洪流中以传统来反观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