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中西翻译中的社会文化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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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接受和认同。特别是严复的《译例言》，通篇不过千余字，论及翻译原则问题的核心文字不过数百字，却因提出了简洁明了而内涵丰富的“信、达、雅”，而被认为是“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特征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人思想、学术传统中的“崇古”、“崇权威”的特征性，因而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盲从而缺乏进取的教条主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译界对“信、达、雅”一说的膜拜。一百年之前，严复感叹译事三难：“信、达、雅”；一百年以后，我们似乎仍然脱不开“信、达、雅”。虽然不致再把“信达雅”奉作“译书者的唯一指南”、“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在不少人看来，翻译原则和标准还是“信达雅”最好。其实，笼统而抽象地说“翻译原则和标准还是‘信达雅’最好”，也许并无不妥。但实际的翻译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有着不同目的和要求，因而对于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有着不同目的和要求的，不同读者对象的翻译，翻译者如果死守“信达雅”的原则和标准，显然有些过于盲从与教条。
总而言之，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无疑深深地打上了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由于中西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处理的语言材料不同，所属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之间，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然而，笔者认为，世界各国的翻译理论（自然也包括中西翻译理论）发展到世界之交的今天，已经进入了彼此更加融合，而非彼此更加分离的时代。尽管不同译论传统之间过去存在、将来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跨语言文化交流的加强，不同译论体之间在未来发展中会出现更多的共同点，而非更多的不同点。此外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人类社会一项共同的活动，不论它作用于哪两种语言，其目的都是要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某种信息、某个思想或某种意思，通过一定的程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因此，任何两种语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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