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法统在中国历史中的体现

　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的学者，无不知道“外儒内法”的提法。用这四字概括中国古代的制度，确有独到之处，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径直地用这四字去理解中国古代制度，会发现与各种史料中所呈现的综合的史实之间，还存在诸多障碍。
　　
　　从施政目标看儒法分野
　　
　　所谓“外儒内法”，主要是指秦以后的两千年制度表面上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内里却行法家的一套。这种提法虽没有否定儒的地位，但汉语中所谓的“内外”之别，却带有本质与现象、骨子与表面、本与末等含义，总之是前者重于后者。顺着这个思路，就有轻视儒在制度建设作用的倾向，甚至认为秦以后的儒者对制度几无影响。“外儒内法”之说并非全无道理，也有很多史实支撑这个观点，比如，儒家讲“仁政”，而法家讲法、势、术的结合。前者是谓王道，后者是霸道。汉宣帝教训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就是把霸道放到与王道相提并论，甚至高于王道的地步。
　　但在笔者看来，儒法最大之分野，其实不在于二者采用何种执政方式，而在于他们的目标。执政方式不过是服务于某种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法家的狠辣手段，全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目标切近，功利性强。为了这样切近的目标，于是有了把君主神圣化的必要，以便在短时期里集中权力和调动国力。实际上，单纯从法家的理论家的著述看，并不提倡对臣民采取特别严酷的手段。但一旦设定富国强兵的目标，在现实中运作起来，大臣和人民均被工具化了。所谓“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今天有人将这样的观点视之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法家讲的“刑无等级”，是说君主有操纵刑的终极权力，这绝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君主之下人人平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奴隶之间的地位相差不多，大致平等，但不能说平等地位的奴隶在享受着法治文明。
　　和法家相比，孔孟所讲的&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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