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20世纪及以前的史学家曾相当关注史学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史学是否应该和能够做到“客观”，史学方法应是计量的、分析的、还是描述的，等等。在文化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的定义、目的、范围、研究方法、表述形式等史家考虑的基本问题已不得不有所改变。为适应新世纪史学发展的需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自2000年秋季学期起推出“新世纪史学论坛”，邀请海内外活跃于史学第一线的学者结合自己的具体研究，以前瞻的眼光探讨新世纪史学的可能走向，特别侧重从研究方法和取向的视角考察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即是作者2000年12月28日在四川大学“新世纪史学论坛”的演说稿。
　　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论文联盟*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
　　
　　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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