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世语言、王朝语言与民族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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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意在排除一切同语言组织、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学校和教会制度等语言的外部因素，但他也留下了教诲：“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确是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中世纪初期，拉丁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各地，很多普通人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流；“汉萨同盟”地区的人们习惯用低地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这一统称比区分为丹麦语、瑞典语、冰岛语和挪威语显得更为恰当，足见当时欧洲语言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近代早期，虽然地方文学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对语言的标准化有所促动，但语言的界限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尚处于变动之中。19－20世纪，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试图以政治疆域确定语言界限，民族语言的推广引起少数语言群体的抵制和反抗。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语言相互影响，拉丁语与地方方言之间、各种地方方言之间、地方方言与标准语言之问相互渗透，构成了欧洲语言的动态景观。将语言置于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欧洲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在欧洲的语言史中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离散”与“统一”：当新教教会自罗马天主教教会分离出去时，凭借世俗权力的支持，并且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地方语言兴起，较之统一的拉丁语而言，语言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离散趋向；印刷术同时又推动了地方语言的标准化，之后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对外扩张期间，语言格局又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欧洲语言的地理边界一度处于变动之中。欧洲的语言史不是无分歧的单一线索，更不是一个进步的故事，若为它概括出一个主题，即是“向心力与离心力、趋同与散化、同化与抵制、纪律与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断的冲突”。本文中所用的语言“普世主义”、“王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权威模式，并无将欧洲语言史简化处理之意。采用这种看似线形的叙事逻辑，仅仅是为了突出不同时期语言政治的主题和首要特征，但并不否认反向因素的存在与作用。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前者的种种挑战，才构成了其发生和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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