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主义

　英国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英刊《论文联盟www.LWlm.Com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发表文章《文化与社会主义》，从文化与身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人类在刚出生时，都是未发育完全的，毫无生存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不只适用于牛津剑桥的教员，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后来，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管理，但也要建立在继续依赖他人的基础之上。但这一次的依赖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了。只有通过依赖他人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形式，人类才得以自给自足。我们都喜欢幻想自己的血统更高贵或者(更具欺骗性地认为)没有祖先——我们是从自己脑袋里爬出来的，或是从自己的肋骨变来的。正因为没有出生就元所谓死亡，我们藉此产生出了让人倍感欣慰的关于永生的幻想。
　　这就是我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或浮士德之类的人，这类人有太多不能被满足的需求和意愿。因为物质主义是重大的制约因素，所以他们私下认为自己是完全非物质的人。这是一群除了自己，对终点、起点、立场和目标都不甚了解的家伙。当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毁，他们立即决定在原址建一幢更大的楼来代替。
　　因为我们都出生过早，几乎无法应付周遭环境。要是没有文化的正确引导，我们必将很快死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司汤达或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指的是“教育”意义上的文化，“教育”是莎士比亚用来中和“自然”与“文化”的一个词汇。剧作家爱德华·邦德谈到我们与生俱来的所谓的“生物期望”时，这样写道：“婴儿期望自己被照顾，不仅是食物，还有情感上的安抚，期望自身的脆弱能被庇护，期望自己降生在一个期待其降生的世界中。”那些围在摇篮周围的面孔若不和婴儿交谈，它便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人。由于其具有了人类的躯体，它当然会是人类。但是成为一个人是需要后天努力的。邦德用这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因而拒绝用文化一词来为之增光添彩。
　　你可能会注意到，此处的文化既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又是一个规范性的词汇。它中性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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