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文化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因灾而致难者，被称为灾民。因此，每逢有灾，就必有灾民。人们对灾民一词已经习以为常，问题在于，受灾群众在被标签为灾民，且这种标签又同时被受灾群众自我标签时，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文化，并因此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被改变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又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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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灾民文化
　　
　　笔者曾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在都江堰某安置社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以社会重建为主题的援建工作。在与受灾群众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当受灾群众被标签为灾民、并被他们自我认同后，受灾群众的文化与灾难前相比较，出现了断裂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在安置社区中以灾民的身份形成了特有的灾民文化。
　　这种灾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弱势文化。也就是说，当受灾群众被标签为灾民，同时，这种标签也被受灾群众自我标签后，不仅社会把受灾群众弱势化，将他们视为弱势者，给予相应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而且受灾群众也会自我弱势化，将自己视为弱势者，寻找相应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种弱势文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
　　一是受灾群众朴素情感显性化、主导化。灾难激发了受灾群众生而具有的朴素情感，在受灾群众中形成了一种比灾难前更为突显的感恩情绪，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文化。这种文化用受灾群众的话来说，就是“这么大的难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了的”。这在地震灾难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受灾群众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现象。受这种文化现象的影响，受灾群众在进入安置社区之后，大多能够相互关照和相互帮助，给予周边受灾群众力所能及的支持。
　　二是自我弱势化。这也是地震灾难发生后在受灾群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我弱势化的文化在受灾群众中有多种表现。
　　首先，受灾群众自我标签为灾民，并用灾民这一概念和政府进行博弈。在需要得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或对某些事情有不满情绪时，受灾群众往往用“我们灾民怎么样”的话语方式与政府谈判，从而发泄不满情绪，获得问题的解决。这时，灾民这一标签便成为一种资本，成为受灾群众获得相关利益的一种表达方式。
　　其次，等待。这是灾难发生后，受灾群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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