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

[摘要]近代民族工業发展面临着一个历史迷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工業需要以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动力，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但工業基础的薄弱，又使得民族工業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综观1912年汉冶萍中日合办案，盛宣怀始终在帝国主义侵略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折冲樽俎，他试图避开舆论的指责，同时谋求企業自救，但这一计划被斥责为“挟外人以自保”，以致于舆论“万矢集于一人”。盛宣怀的悲剧，揭示了近代中国工業化进程的历史困境，也透视出“经济民族主义”复杂的历史面相。
　　[关键词]帝国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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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经济侵略与渗透，促使国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作为晚清新政的重要推动者，盛宣怀周旋于外商竞逐之场，维护国家利权。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台湾学者王尔敏已从航权、电权、路权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但作为中外竞争激烈的矿权，却尚未作深入考察。长期以来，由于规范性认识所致，学界同仁对于盛宣怀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特别是对1912年汉冶萍中日合办事件，更是被作为买办官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权的例证。本文以民初汉冶萍中日合办风波为个案，对这一事件的缘由、过程、结局，以及盛宣怀在其中的活动进行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1911年，清廷鉴于商办铁路弊端丛生，决定采纳盛宣怀的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没有料到此举遭川、湘、粤商民敌对，成为晚清覆亡的导火线，盛氏也因此而被清廷革职。民国肇建，盛因铁路国有政策受尽民怨，避居青岛，此后东渡日本。1912年1月3日，盛宣怀抵达神户，从此，“杜门谢客，方冀与世无争”。
　　在盛宣怀“养病”期间，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计划浮出水面。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自海外归国，当时革命党人度支困难，军费无着，皆盼孙中山携回巨款以接济，实则孙中山回国时“不名一钱”，而环顾各省又无一钱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奈，于1911年12月向日本三井物产会社商借款项，“以应大局急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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