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复晚年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反思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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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有了新的理解。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依据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价值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用新的价值规范来教化民众，同时大力清除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旧道德，“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但随后的实践效果相当糟糕，在政治生活中，权利、自由、民主成为争夺私利的工具，民主共和有名无论文联盟wWw.LWlm.com论文联盟*编辑。实。诚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在社会生活中，更是世风日下，人心涣散。
此前，严复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因其对民德的破坏，而辛亥革命后反传统政策实施让他看到更严重的民德败坏不是来自传统，没有传统根基的新道德规范在实践中更加流于虚伪。在这种前后的反向对比中严复又看到了传统与民德发展之间的积极作用，他开始怀疑民智发展与民德进步的天然相关性。在严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中曾有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知与行的关系：“不宁唯是，夫以人道之教代神道之教者，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纲纪人伦者，厘然悉备，是教也其果可施行而效矣乎?是尚不可得而知也。何以言之?人特谓人心之所信守，与其行事之所率循者，皆出于知，而不悟其非也。知仅为其得半之涂耳。盖凡人之行宜，其定于情，而不由夫理者，盖什八九也。”斯宾塞在此认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是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智。照此看法，社会有无道德不在于人对道德规则的原理是否理解，而在于人们是否对这些规则怀有感情。严复对此并非没有印象，所以当民国初年新道德提倡失败后他就很快地转向了斯宾塞的这一立场。1913年他在国子监作了一次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演讲，对孔子的这句话重新作了解释，其主旨与斯宾塞上述观点完全一致。在讲义中严复明确指出：“道德为物，常主于所当然，而不若学门之常主于所以然。”如果，“使必先知而后有由，则社会之散而不群久矣!然则所谓可使由，不可使知，民之于道德也已如此”。既然道德注重的是“由”而不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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