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乡村水利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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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资的积极性也很有限。山头村西小湾一农户，租种耕地超过150亩，在谈到自己这方面的顾虑时，他说：“不定啥时候他们就回来了，那就得还给人家。（我）没有办法。就挑一些水源好的田（租）种呗，你能怎么办？也投资一些水利设施，推堰、挖沟什么的，都在一些租期长的田里。（不过），这很少。”
可以说，外出务工导致农户分化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地合约的不确定性，复杂化了其内在合约结构，并且培养出了钉子户的新群体，使合约的利益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应对预期不确定和复杂的农地合约需要大幅增加农田水利公共品的治理成本，而且，农地收入造成的农户的土地观念变革也使得新钉子户群体产生，从而进一步增加农地之上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事实上，与这一治理成本的高速增长相应的是，组长退出村组，乡村治权快速弱化，这使得税改前就因为农户分化和土地租赁而导致乡村治权与治理成本之间的脆弱平衡迅速被打破，因此，集体合作的农田水利体系迅速瓦解，个体水利成为A镇农户的普遍现实选择。
（三）农地观念变革与治理成本增长：豫南与荆门地区的比较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组织条件、社会条件与农地制度对农田水利供给有重要影响[5]。下面，笔者将从自然条件、组织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对比豫南A镇与江汉平原荆门地区友好泵站（小一型）灌区的农田水利（见表5）。
首先，在自然条件方面。A镇与江汉平原都是丘陵地区，但A镇地区的水文条件较江汉平原好，在江汉平原水稻需水的伏旱季节，雨带就越过长江和大别山脉，来到豫南地区。A镇在过去十年中有两次大旱，其中一次大部分颗粒无收，而江汉平原则是“三年二头旱”。A镇的稻田产量在目前有1100斤/亩左右，明显较江汉平原1400斤/亩低。水源条件也基本相同，A镇境内主要依赖洋河水系，友好泵站灌区则依靠泵站取水的虾子湖水，两地的灌溉系统都需要建立泵站和数级提水设施。农田水利方式是建立在已有自然条件约束下的制度选择，因此，自然条件作为固定不变的前提，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既定的。这里更需要深入考察的是，社会性因素对农田水利制度的影响。
其次，在经济条件方面。A镇的劳务经济较荆门地区发达。A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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