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家笔下中国文学形象的套话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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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笔下中国文学形象的套话问题
本文以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西方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学形象”为中心,采用后殖民批评理论、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形象学等方法,研究这一文论流派的谱系、范式与影响,力图透过范式的转换总结出汉学家笔下中国文学形象的某些套话。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学的总体态度、言说策略与分析话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如以我观物一以西解中的思维痼疾,及以西方理论对应中国材料的论述惯性,等等。 正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所谈到的,西方人“面临着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他们区分开来”。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几经变化,都是为了适应西方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汉学同东方学一样掺杂了太多的想象性因素,甚至“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史景迁这段论述同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想象地理学”的批判如出一辙,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同名著作中揭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想象的共同体的话,那么萨义德则揭露了西方地理学知识背后的建构实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地理学的勃兴,代表了西方对于世界其他部分的“公开觊觎”,“东一西”对立的概念其实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知识与想象的结合。 本文的重点是总结探讨200多年汉学史“变量中的恒量”,总结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态度、分析方法和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尝试勾勒出汉学家的中国文学思想的某种连续性谱系,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关注西方汉学家在面对中国文学时自觉与不自觉间流露出的思维定势与话语模式,探讨形象学意义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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