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具有“时间性”的，巴柔显然对这一点论述不够。周宁最近出版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则强调中国形象虽然拥有美好的开端，但在启蒙时代后期却以丑陋结尾。启蒙运动期间，西方抛弃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这三种正面的中国乌托邦形象，代之以西方现代性的反面形象：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东方帝国，现代以来的东西之争、古今之争以及意识形态之争统统殃及了中国形象。
　　此外，从人类学、神话学等角度，巴柔总结了“形象”背后所体现的等级关系，从而提炼出对于异国的三种基本态度：狂热、憎恶和亲善，并且对第四种可能的未定型性进行了分析。最终巴柔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学形象研究最好视为“文化形象研究”，而其价值所在则是“把文学思考重新引回到社会和文化问题方面”，进入到所谓的“整体研究”；而在总体研究中，巴柔强调要把国际关系研究(关于他者的思考、媒介的书写，翻译的再书写，受形象书写控制的想象)看做是诗学思考的必要准备。
　　对西方汉学家笔下中国文学文化形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于文学形象学的应用与推进尝试：通过将汉学这一学科纳入考察范围，突破所谓“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的限制。汉学作为远东的“东方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和大众领域的中国形象，同近东的文学形象主要依靠文学家的亲身“游记”不同(夏多布里昂等)，限于交通条件，西方文学家亲自去往远东的机会很少(除了20世纪之后的赛珍珠、海明威等人)，其笔下的“远东”主要依靠汉学家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如戈蒂耶、庞德、黑塞、布莱希特等)，颇有些“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汉学中一开始就存在某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