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汉学家笔下中国文学形象的套话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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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语”或“偏见”，后者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汉学本身，甚至融入了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汉学体制内部成为固定的文体或话语模式，这更说明：中国形象的建构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包括学术界、政治界、文学界和大众文化等领域都参与了将“中国”本质化和固定化的过程。
《东方学》中的“文本态度”可以与比较文学的“形象”与“套话”范畴互相参照。按照巴柔的理论，异国形象意味着“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按照形象学理论，“我”关注和注视他者，他者形象则传递了“我”作为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形象是通过观察者的言说与写作定型的，而一旦定型后，就会成为具有持久性和多语境性的“套话”(stereotype)。例如在西方的中国“哲人王”(PhilosopherKing)套话，从康熙发展到毛泽东，就是经由传教士汉学家建构的一套话语。在17世纪70年代，闽明我神父(Philppe-MarieGrimaldi)著书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效仿中国康熙皇帝：国王要加强自身修养，让哲学家参与辅佐政治。此外，从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傅满洲博士(Fu
Manchu)等负面形象到陈查理(Charlie Chan)、李小龙(Btrice Lee)等貌似正面的形象，都可以视为形象学意义上的“套话”。萨义德所说的“文本态度”对我们启发在于，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并不都是赤裸裸地丑化东方，而是在于以一种文本化而非真实的态度来凌驾于“真实中国”或“真实东方”之上。
套话不仅是文学形象学的关键词，也是理解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误读与悟读的关键。汉学家的中国文学思想表面上来自其对中国文学这一客观对象的冷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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