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30年:路线\视角与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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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具有更广泛的公共可接受性和民主合法性。
作为民主决策理论的协商民主。在主流的代议制民主模式中，普通公民除了投票，一般很难对政府过程的具体运作特别是决策过程产生实质性的控制和影响。但是，从协商民主的理论逻辑、制度设计和实践指向来看，它谋求普通公民能实质性地参与和控制公共政策。在公共决策中，人们可能会因协商导致政策制定系统显得效率不足而拒绝它，相反简单地由领导或专家来作出决定并将他们的观念兜售给民众不是更好吗?对此，约翰·帕金森回应道，“协商民主的确会在议程设定、协商和决策阶段减缓处理问题的进展，但在我看来，那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如果协商民主为在这些阶段形成更多的一致而创造了合法性，从而减少了在决策被宣告以后所必须始终应对的‘回火’和因执行阶段的迟滞而带来的无效……这样的决策(经由协商民主)比以前具有更好的质量”。进而，约翰·帕金森指出，政策决定产生之前的协商过程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公共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后果”，从而也拓展了我们对社会的认知。
而民主决策之所以为民主决策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决策，其首要特征就是它为分歧、歧义和冲突留下了检验空间：人们在决策过程中需要为其各种选择提供经得起批判性检验的理由、根据和论证，这些理由、根据和论证不仅应当是自己确信为正当的，而且也应当使其他的参与者不能合理地拒绝。对此，费伦认为作为处理分歧和冲突的一种机制，协商民主促使人们对其试图实现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保持警惕，从而更好地阐明偏好形成的理由并更好地作出排列。进而言之，协商民主是后传统社会冲突背景下一种比由其他方式和手段如金钱、权力以及以传统为基础的权威来作出集体决策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在决策过程中，协商能够将被排斥和隐蔽了的问题暴露、公开出来；协商不仅揭示某一议题或意见是否从议程中被排除，而且揭示其原因；协商促成隐蔽议程的公开并控制“不决策”的权力；协商民主不仅要求决策者必须为其作出的决定和种种选择说明理由和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且赋予公民以政策分析者的角色，专家则应当成为协商的推动者而不是知识的垄断者。因此，协商民主的决策逻辑深深根植在这样的观念之中：“人们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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