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援建与羌族文化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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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认为，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羌族民俗符号的再度发明和书写的过程，发明和书写的结果吻合了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书写，却忽视了羌民族原有的区域文化差异，从重建的文化上更能让人感觉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这样的结果正好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其次，在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上，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保护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一种再度“发现”与开发，将其被称为“绿色经济”的旅游开发紧密相连，“发展”成了主导灾后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被重建的羌族文化，成为一种“被消费”的羌族文化。[5]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李明泉虽然总结了援建对于灾区羌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忽视了对羌族文化保护的本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问题的关照；程剑强调了羌族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各种不足，但同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统筹下的灾后重建，没有援建省市的倾力支援，灾后羌族文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保护与发展，各种文化设施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重建。来源：Www.Ybask.Com 。
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是在特点的时空中的重大事件，援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实际上是国家、援建方、地方和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意志是居于绝对权威地位，北川新县城选址和规划建设，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对于援建省市而言，是没有选择的。但同时，国家关于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意见、规定和方案，也采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如建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对于地方而言，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划、意见、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重建文本，另一方面既要解决灾民的安居问题，又要解决灾民的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尽可能展示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特色。虽然安居问题、民生问题、羌族文化保护传承问题都很重要，但在安排重建项目与重建资金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优先安排安居、民生与羌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的项目，如前所述的吉娜羌寨的重建案例，如果几者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毫无疑问，地方政府会优先解决安居问题与民生问题而对羌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有所忽视。就社会各界而言，灾后呼吁保护羌文化的呼声高涨，许多专家学者、羌族学者还参与了各级重建规划的制定，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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