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援建与羌族文化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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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由于他们不掌握资源，更不是援建单位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他们的话语在实施过程中，如能与国家、地方或援建方的诉求一致则可能会达到相应的效果，如果不符合则会消失在重建的机器轰鸣中。对援建省市而言，灾后重建任务十分繁重，来不及也不可能深入理解羌族文化，而是从书本、专家学者、羌族代表那里了解一些羌族文化的某些符号，把这些符号运用到实际的灾后文化重建项目中，以为达到了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的目的，而许多援建项目更是按照规划，加上一些羌族文化的元素、符号，就设计图纸，按图施工，这样的文化重建不可避免地出现羌族文化元素、符号滥用的结果，甚至会留下援建单位的印迹。
正是在这样一个多重话语、多种力量的互动作用下，灾后北川的文化重建呈现出当下的样态。对于这样的文化重建结果，国家、地方、援建省市是满意的，这可以从各种灾后重建总结和表彰大会表现出来，而对于羌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学者而言，则颇有微词，前述程剑的观点就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援建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诸如：包括羌族在内的一个民族，究竟有没有自己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一个民族内部是不是共享某一种文化符号？某些符号如何演化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的？[6] 在重建进程中，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如何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又应该通过何种东西来体现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不是符号的选择使用，就是所谓传统的发明或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5] 援建单位是如何选择这些符号的？是否需要在相关的建筑上都体现这些被选择的符号？一个村寨或城镇的重建，是否需要整齐划一的使用同样的符号？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是不是援建省市、援建单位能够选择和左右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计算机网络的密集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人们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许多根基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文化正在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灾后重建可以建造一些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些设施与机制，可以进行一定的羌族民俗文化的实践，但羌族文化的重建中的上述问题，并不是灾后重建、对口援建模所能解决的。编辑：www.ybask.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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